待下去了，听上一天，抑或听上一辈子，听到连她都开始变老了。可不知怎的，我的脑中浮现出了这样的画面：酒吧里的几位老人飘到了我们上方，他们想触碰我们，而他们的吐息好似氧气，把正在嬉闹的孩童的火红衣裙烧旺。不妨这么说，在波士顿婆婆的陪同下，一时间，身处血红色的衣装与火苗中的我切身体验到了晚年地狱的滋味。
48
在我匆忙赶回黑森兰德酒店的路上，由于一心向前，我路过酒店门口而浑然未觉。我笔直走了过去，许是因为太过入神：我一直都在回味刚才在半身像酒吧里上演的“老人物语”，回味道别时我在波士顿脸上播下的两个轻轻的吻。
无意识中，我闯入了未知领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街的陌生地界；经过萨克森塔餐厅时，我感觉有人拍了拍我的肩。我顿时有种回到赛格尔黑屋的错觉。我有些提防地瞧了一眼，是奈奈（我决计这么称呼她，那人应该不愿我透露她的真名）。
那一刻我印象极深，并非因为那阵短暂的惊悸，而是因为截住我的人是奈奈，我朋友弗拉基米尔的前女友，说是前女友，其实他俩搞对象都是老早以前、七十年代初的事了。这点让我大受震动。我琢磨着，若是连我都遇上了这种级别的事件——在那儿邂逅了个这样的女人——这就意味着，我回去之后怎么也得写写这段旅行了。谁能料到，事情还能发生到我的头上？
奈奈单着，且包揽了这个词最宽泛的含义。她本想独自去吃晚饭的，抬眼就见我走了过来，用她的话说，真可谓大喜过望。她还是那么容易激动，只是又长了几十岁。微微弯卷的鼻子，朝气蓬勃的亮红色头发。她最后那老公——一位挺有名的德国艺术家——刚刚抛弃了她。刚刚是什么时候？一小时前。真是恐怖，她说。那老公？不，是又被人抛弃这件事，那会儿我朋友弗拉基米尔也是这样，我不记得了？是，我不记得了，我只能答了这么一句，不然我还能怎么讲，再接下去，我就得为我的老友们在七十年代做出的决定给出辩护了。
你老了，她不怀好意地说。这也难怪，我思忖着，我适才不是还在半身像酒吧里经历了尤为“老年人”的一幕么？你也老糊涂了吧，我差点没这么还击，可满心安逸的我根本无意去伤害一位刚分手的妇人。她坚持叫我进去和她共进晚餐，而我不知解释了多少遍，我已经和文献展的副总监约了在约尔丹街饭店吃饭，总不能让我一天吃两顿晚饭吧，可事实上，我并没怎么推脱就走进了萨克森塔餐厅：我真的已经饿了好久了。
我没听说你参加了文献展啊，奈奈道，她已点了份双人色拉，和我一起在萨克森塔饭店坐定下来。我没告诉她我还参加着呢，我不希望第二天还得在中餐厅里或我的讲座上见到此人。奈奈还和当年一样才智过人，远在巴塞罗那我们常来往时她就是副知识分子的模样。我跟她说，我还没见过能和“这个变化”媲美的作品。她翻出了个丝毫不以为然的表情。我敢发誓，她根本没听到我说的是个什么装置，但脸色已经摆在那儿了。她这么做的当儿，我忽觉幸有“热望”悄然相伴；这一概念，自我从W·B.叶芝的诗歌译文中找到它时便熟稔于心，诗人道：“最终不论吉凶祸福／热望留下它的足迹(1)”。
我跟奈奈谈起了热望，她半知半解。
“没有艺术你就活不了？”她说，“我可是受够了我那位德国老公、艺术家老公。德国人太招烦了。艺术家也是。还有艺术。瞧着吧，艺术就是个惹人厌的东西、大土豆疙瘩。”
所幸我依旧情绪高涨，我清楚哪怕这样自己也一定挺得过去。
于是我道，大体上说，艺术作品——正如在赛格尔的黑屋里所发生的——会像生活一样经过，反之亦然。
这些话太奇怪了，我险些没被抽个耳光。
而几分钟后，当那盆无可挑剔的小墨鱼通心粉被端了上来，我对我卡塞尔之所见的热忱也似到达了顶峰；面对我无休无止的赞美与大段大段的评述，奈奈看着甚至有种如坐针毡的感觉。她一字一句地挤出了下面这句话：“你这激动也有点太过头了。”
不是说我对当代艺术抱有什么信仰，我道，可我会时不时地发现它的一些特别之处。此外我还觉得——就这么说吧——我们哪怕跟古希腊或是文艺复兴时代放在一块儿也不会相形见绌。
她甩来了个恨意浓浓的眼神，或许已经猜到，我连甜点都想省了，只欲立马跑路。于是我使劲跟她解释，我这些话可不是为了称赞而称赞的，而是说，自打来到卡塞尔的那天起，我就有所感触：一种无形的力量掌控了我，使我眼中的一切都带上了令人感奋的色调，就好比卡塞尔赐予了我一个不曾想到的换档，一股额外的动力助我在未来对艺术和生活充满乐观——对世界则非如此，它已确实陷落。
连着讲了这么一大通，我差点喘不过气来，更糟的是，我再次感受到了她射来的那束脱了缰般的仇恨视线。
“我一晚没睡，”我说，“整个人都不对了：我的行为，我的状态。它们一直特别规律的，啥都按着点儿来：白天就开心，觉着万事皆有可能，一到傍晚就倦了，眼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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