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没能在车上找到你的相机。你确定真的落在那儿了？有没有可能你是放在了别的地方？
很抱歉唤起了你的希望……
我又看了一遍。
然后打开附件的照片，那是一个旧兮兮的相机，的确不是我的。
我关上手机，望着窗外。
到了中转站，我从小巴上下来，换乘另一辆大巴，上车前，我被车门口的女司机兼向导拦住了。
“出示下你的票。”她说。
我知道她为什么要我这么做，因为这位哭得稀里哗啦的中国女孩看上去实在值得被拦一下。不过她总不会认为我这样是为了蒙混上车吧？我不禁轻蔑地在内心哼了一声，同时继续流着眼泪。然后出示了票据。
“嘿，你没事吧？”她接着问。
“没事。”可这太假了，于是我补充道，“我的相机丢了。”
“什么？”她没听懂。
“相机。相机。”后面排队的人说。
“哦。相机。”她不知道如何安慰我。
我坐上车。
这可能是我这辈子头一次如此丢人：整个大巴的人听我号啕大哭。没有号啕这么夸张，但我上车前那短暂的对话成功地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大家都知道这儿有个女孩非常伤心。还不是因为失恋。
即便真的丢了一个相机也不是什么大事，我也从没为了这类的事哭过——我已经十几年没有哭过了。然而此刻我的处境怎么说呢，屋漏偏逢连夜雨。更重要的是我从来不会犯这种错误，奖惩系统用力鞭笞我：你的脑子呢？
我的理智依然自行其是，继续按照逻辑执行应该做的事：给旅游公司的人回邮件，请求他们联络那名导游：“我是那个旅游团唯一的亚洲人，他一定记得我和我的相机，我记得他的名字是T开头。”——开车时他曾经指着对面来的车大喊：“看，那是我的名字！”我记得那辆车的车身上是一个T开头的单词；给Y发微信，告诉她目前这件事的情况，让她做好一定的心理准备相机可能会找不回来，但我会买一个新的给她；继续哭。
车上的气氛成功地被我压制在一个非常微妙的状态：没有人敢高兴。
大巴向着黄金圈的第一个景点开去，而我压根儿就没听进去导游的介绍。我觉得冰岛人简直十恶不赦。我不可抑制地开始给每个卷入此事中的冰岛人打差评：
我们的司机，T开头那家伙，坏人，说不定他看见了相机，自个儿独吞了；
旅游公司跟我发邮件这家伙，看名字是个女人，坏人，先告诉我找到了相机，再告诉我没找到，演得那叫一逼真！都是掩护，好让我相信他们真的想帮我找回相机，没准儿她和司机就是一伙儿的；
前台的姑娘，虽然长得漂亮，说话温柔……坏人，冰岛人从没偷过东西？指望用这种弥天大谎织就的糖衣炮弹攻陷我，一个看时事新闻长大的中国人？噗；
同屋的姑娘和小伙，绝对的坏人啊，现在也还没洗脱嫌疑呢，谁知道他们仨是不是一个作案团伙？
言而总之，冰岛虽好，冰岛人就没一个好人。由此看来我也不必做一个好人。想到这点之后我突然感到一阵轻松，我终于可以从虚伪的政治正确的枷锁里逃脱出来干点儿什么坏事了。
我哭得有点无聊，于是先打住了，麻木地下车随着人流进行着行尸走肉般的游览。我身上没有现金——北欧五国骄傲地使用着彼此独立的货币系统，而且它们普遍不支持银联，我在丹麦时就放弃了兑换当地货币的努力，而没有现金看起来也没遇到什么问题。
我是说，直到刚才。
我们在一个收费公厕停下，司机告诉我们下一个厕所大概要一小时之后。厕所可以刷卡，但我的信用卡不是芯片型，它不接收。我站在刷卡机旁边干瞪眼，这时，旁边出现了一位同胞，女同胞。而且她不会使用刷卡机！
我的机会来了。我帮她完成了支付，她大方地请我上了厕所。折合要十块人民币，很贵的。
由于这件小事，我慢慢平和下来。我感到世界上还是有好人的。比如，中国人。
回到车上后，我发现我又收到了一封邮件。
看看我们的冰岛人还能怎么折磨我吧：
你好，Yixin。
我们重新搜索了大巴，上上下下，仍然没找到你的相机。
于是我决定给你的向导打个电话，他叫Teitur。相机在他手上，他会在下午放到你的旅馆，他就住在附近。
我希望今天你可以尽情玩耍，不再有任何担心，当你回到旅馆时，你的相机正静静地等着你。
我们希望下次还能在冰岛见到你，你有考虑冬天的时候重返冰岛看极光吗？
我该说什么呢。
狂喜？感动？哭笑不得？百感交集？塞翁失马焉知马不会自己回来？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
此刻我的第一反应却是想为这封邮件（以及她之前发的每封邮件）做上批注，然后发回给这位名叫Kristján Karl的姑娘，告诉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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