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院子里连一只鸡都没有，屋子后面的孵化室的大门紧闭着。加诺威知道，不管这里遭到了什么样的疾病的攻击，一定是发生在夜间小鸡回窝、鸡舍被锁起来之后。他推测，疾病一定来得又急又猛。他琢磨着屋子里可能发生过的事情。他弟弟曾给他写过一些信，信中谈到了在堪萨斯的赖利堡出现的一种疾病，不过他没想到它已经传播到这么远的地方来了，因此，他并未回忆起信中的内容，至少在那个时候，他并没有回想起来。
他刹住马车，慢慢地从马车上走了下来。穿过院子的时候，他有些希望有人能走出屋子来迎接他。窗子遮上了窗帘，如同空洞的眼睛。他敲了敲门，敲了两次，却无人应答，于是他便自己走进屋子里。
“有人吗？”他在漆黑一片的屋子里喊了一声，“我是加诺威医生。保尔森夫人，你在吗？”房子里弥漫着樟脑和人的粪便的味道，通常，这种甜腻且刺鼻的特殊味道会在病人的家中久散不去。他摸黑走到了房间中央的那张桌子前，借着窗外的昏暗光线，他看见厨房的地板上有一个黑乎乎的身影，有呼噜声从那人的体内传出，听起来肺部充满了痰液。他向前一步，拉开窗帘，让光线射进屋内。一开始，他以为出了些什么差错。躺在地上的是一个黑人，并不是他以为的某个挪威人。他的身后传来了一阵沙沙声，吓了他一跳，他转过身去，看见了阿曼达·保尔森倚在门框上，脸上紧紧地裹着一块布。她试着说话，可她的努力却化作了一阵猛烈的咳嗽。她什么忙也帮不上，只能无助地挥挥手，让医生继续工作。
加诺威在靠墙的一张桌子上找到了一盏灯。他拿着一根削尖了的长木棍来到炉子前，用木棍戳了戳炉子里的煤，直到火花闪出，炉火燃烧起来。他用木棍末端摇曳不定的火焰点燃了那盏灯。在忽隐忽现的灯光中，眼前的景象吓得他差点喘不过气来。现在他看清楚了，地上躺着的是劳埃德·保尔森，可他从未见过劳埃德身上出现的那种症状——他的颧骨上长了许多红褐色的斑点，斑点向外扩散，整张脸都变黑了。起初，加诺威推测，是剧烈的咳嗽导致了皮下血管破裂，可细致观察后，他发现，眼下的情况跟他想象的不太一样。那个男人耳根周围的斑点是发绀[1]导致的，嘴唇也因为缺氧而发青。他张着嘴巴，每喘一口粗气呼吸，身子都会剧烈颤抖。
加诺威跪在他身旁，打开了自己的小背包。突然间，那男人开始胡乱地挥舞双手，仿佛想要用那双长满老茧的大手抓住他肺部急需的空气。听到他胸口发出的汩汩声，阿曼达从另一个房间里走了进来，可她自己也很虚弱，只得弯下腰来。她也患了那种奇怪的病——加诺威从她青黑色的眼圈就能诊断出来。劳埃德抓着医生的一只胳膊，试图坐起来。加诺威熟练地握紧劳埃德的双手，柔声对他说着话。如果救治不了，他便会安慰病人。劳埃德向后倒了下去，他的头重重地摔在了坚硬的木地板上。听到声音后，阿曼达面部抽搐了一下，可她虚弱得没有一丝力气来到丈夫跟前，只能靠在门上，看着他吃力地咽下最后一口气。接下来，加诺威将注意力转向了阿曼达。他往她的胸口上抹了一点药膏，拿来一条毯子裹住她，直到她停止了颤抖。他用毯子在她的床周围搭了个“帐篷”，又在地板上放了一壶加了薄荷醇和桉叶油的沸水，希望能帮助她呼吸。他顺着她的胳膊揉到肩膀处，一直揉到她的皮肤变成粉红色，可几个小时后，她也死了。
劳埃德·保尔森三十五岁；阿曼达二十八岁，已经有了八个月身孕，怀的是他俩的第一个孩子。加诺威仅仅见过这对夫妇，他从来没有给他们治过病，不过他知道阿曼达怀孕了——甚至在她的肚子还没有鼓起来的时候，她的脸上便已显出孕妇特有的红润。劳埃德的个头很大，像他养的那些公牛一样强壮。他身体健康硬朗，很能吃苦耐劳，要是他大笑起来，你从一个街区之外都能听见他的笑声。加诺威觉得，他们不是那种会轻易死掉的人，可眼前所见让他困惑不已。
如果上帝真的存在，愿好心的上帝原谅他的所作所为：他将劳埃德·保尔森的双臂交叉，叠放在胸前，然后轻轻地帮他合上了双眼，这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居然是兴奋。他觉得自己马上就要学到非常重要、非常震撼的一课了。他因为期待和恐惧而感到一阵刺痛，他曾在第一次解剖尸体、第一次用显微镜的时候有过同样的刺痛感，就好像是他跨过一扇门，进入了某个可以揭开谜团、给出答案的地方。
一回到家，他便立即给弟弟写了信。拉克·加诺威驻扎在堪萨斯赖利堡的卫生官员训练营中。春天的时候，拉克曾发信提及了一个他认识的、来自堪萨斯西部的医生的消息。洛林·迈纳在堪萨斯的哈斯克尔县执业，性格与埃德和拉克非常相似。他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以自己掌握的科学知识为荣。跟大多数医生一样，迈纳也见过很多流感病例，可是，从1918年的1月底到2月初，他的一些病人却表现出了异常严重的症状来：这种流感能快速、迅猛地侵袭病人全身。“我有一些病人，他们原本身强体健的，也病倒了，就像中枪了一样。”他曾告诉拉克。应接不暇的病人令迈纳精疲力竭，他开始在自己的马车上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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