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球

乱想。

公司还是养着它。它的生活面积缩小了，搬出了顶楼的直播室，猫屋被挪到一间小会议室的角落。白天，它可以在办公楼里随意走动，不再需要专人看管，谁看见它，都可以摸摸它的背，挠挠它的下巴，猫还是原来的那只猫，那种令人销魂的吸引力却消失了。它的食量减少，身体消瘦下去，长毛不再每天梳理，变得枯涩无光，纠缠着滚成一个个毛团，睡眠时间变得很短。与此同时，它的行动却越来越快，越来越矫健。大部分时候，它像个移动的影子，办公楼里忽现忽隐，出现在各种出人意料的地方。有一次，我看见它在玻璃窗外侧的下沿上蹲着，随时有可能掉下去。它发现我在观察它，就站起来，迈着从容的步子走开，从这个窗台跳到下一个，无论多险陡的地方，对人类来说，几乎是悬崖峭壁，在它看来都是方便阶梯，随处都能容身落脚。一眨眼，它就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

渐渐地，雪球成了一个遥远的名字。人们对它的迷恋，像潮来又潮去，沙滩被抚平了，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周边产品积压下来，以它为主题的手账、背包、圆珠笔、保温壶和T恤衫都堆积在库房里，电影计划也中止了。一切都显得理所当然，好像所有人齐齐地从一场持续的高烧中清醒过来，洗了一把脸，将雪球忘得干干净净。最后，它变回一只普普通通的无人注意的猫。

没人知道它何时从办公楼里跑了出去，大家都忙着手头的新工作、新计划、新项目、开会、总结、邮件和PPT，不再关注一只猫。除了我，我仍然觉得它跟我有关，跟金玲有关，是连接我与她、过去与现在的一扇门。它突然消失的那天，下班后，我在附近转悠，想找到它。晚上八点多了，园区里有不少人加班，办公楼里灯火通明。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草坪上散落着一些幽暗的小灯，我沿着草坪中的石子路走着，经过两三丛开得爆裂的迎春花。今年的春天暖得反常，刚刚三月，外套已经穿不住了，脱下来搭在手臂上。我在公司转了很久，叫着雪球的名字，没有任何回应。这些年，对于那些倏忽间发生的变故，我从来都毫无准备，也毫无办法，到处找不到它，我放弃了，打车回家。我还住在原来的地方，走出电梯的时候，我看见门前站着一个人，还穿着上次见面的那身衣服，同样的背包，头发纠缠散乱着披在肩上，没有好好梳理。金玲看起来非常疲倦，风尘仆仆，仿佛经历了一次漫长的旅行，见到我，她露出笑容。她回来了。像从前那样，她忽然离开，又忽然回来，而我只能在原地等待，相信她的故事，接受她带给我的一切。

七

那天，孙震打电话告诉我，他有办法接近雪球了。向来就是这样，我说什么他都相信。他相信我的梦，相信我随口编的故事结局，相信我妈妈真的会蒸包子送给邻居。不会，她不是那样的人。包子是我用零花钱在外面买的，想借机去看看孙震有没有过来补课。我妈跟郭老师根本没什么交情，等一开学，郭老师见到我妈，向她道谢，一下子就败露了。她迅速地察觉到，那个上小学时总跟我打架的男生孙震，跟我的关系越来越亲近，成了我最好的朋友，甚至更亲密。她让我不要跟男生交往，好好学习，她历数了早恋的危害，说到别的学校有怀孕的女生被开除了，以后没有学校收，只能在家靠父母养着。这些事离我都很遥远，但是我妈用的那种威胁的语气，好像明天我就会变成辍学的不良少女。

她越这么说，我就越跃跃欲试，看看恋爱能怎么毁掉一个人。课间，我们俩从班里跑出来，跑到教学楼后面的小路上偷偷接吻；放学后，我们一起回家，用零花钱买几根火腿肠去喂小猫。在那个到处蒙着厚厚灰尘的自行车棚里，我们俩东拉西扯，聊一些漫无边际的事情，他告诉我他父母正在闹离婚，他不想回家听他们争吵、摔东西，甚至动手打架，将来他想跟着妈妈生活。有时候我们互相监督着背政治题，什么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什么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些概念、定义和结论滔滔不绝，要背得非常流畅，背到不需要动脑子，话语就自动流淌出来。课本里的内容像一把细齿的梳子，梳理我们年轻凌乱的脑子。有时候我觉得很烦躁，为什么要死记硬背？为什么要考试？为什么非要上大学？我妈是她那辈人里少见的大学生、佼佼者，还不是一样变老，变得啰唆又烦人，连我也不爱她？我妈向我描绘了一幅恐怖的图景，好像只要我不听她的话，就会直直地走进一场人生悲剧，可是那时候，她要我相信的事情，我一点都不相信，她禁止我去做的，我全想尝试一遍。

全校通报批评的那一天，我正坐在教室里收拾书包，准备回家，校长的声音在操场上响起来，他先是说了一段校风校纪，又说了一段中考的重要性，然后，毫无准备地，我听见了我和孙震的名字。校长说我们行为不检点、不端正，影响了学校的校风和学风，班里的同学都不说话了，安静下来，有人低声地哧哧笑着。

我飞快地背起书包，冲出教室，校长的声音还嗡嗡地笼罩着操场和教学楼，像一张正义的蜘蛛网，上面粘满了道德正确的苍蝇。他的那些话里很少有事实，几乎没有任何描述性的内容，他说我行为不检，却没有具体说是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