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使是在战争的屠场中，他也没有放弃研究，他把笔记本藏在了军装之下，紧贴着胸口。后来他被升为了中尉，就用特权，请人把德国最新出版的物理学期刊都寄给他。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他读到了刊登在第四十九期《物理年鉴》上的广义相对论方程，便开始求解了——正是一个月后他寄给爱因斯坦的那些。打那时候起，他变了，甚至影响到了他做笔记的方式。他的字越来越小，最后都看不清了。在他的日记和寄给妻子的信中，爱国热诚让位给了对无意义的战争的苦涩的抱怨，随着他对同僚们的鄙视与日俱增，他的计算也越来越逼近奇点。最终抵达那里时，他已经想不了别的了：他彻底沉浸其中，对周围的一切心不在焉，以至于有次敌人都打过来了，他也没找掩体，一发迫击炮就在他头顶几米远的地方炸了，谁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活下来的。
冬季开始之前，他被分配到了东部前线。路上遇到的士兵跟他讲起了可怕的对平民的屠杀、强奸，以及大规模的驱逐。一夜之间被夷平的村庄，从地图上消失的毫无战略价值的城市，仿佛它们从未存在过。不讲军事逻辑的暴行仍在不断发生着，往往都没法知道是哪一方的责任。而当史瓦西看到，他的一群手下正用远处一条吓得动都动不了、不停颤抖着的饿狗练习打靶时，他心中有什么东西崩塌了。他画的那些战友的日常，那些美景——随着部队的行进，它们变得越来越冷、越来越阴郁——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整页整页炭笔的粗线和消失在纸页边缘的漆黑的螺旋。到了十一月底，他的营队在白俄罗斯的科萨瓦郊外被编入了第十军，而卡尔被任命为了一个炮兵旅的头儿。在那里，他给他波茨坦大学的同事，埃希纳·赫茨普龙去了封信，附上了他奇点的初稿，描述了一下他皮肤上冒出的水泡，就战争可能对德国之魂产生怎样有害的影响展开了一段漫长的思考。他仍然深爱着这个国家，却眼睁睁看它停在深渊的边缘：“我们已经来到了文明的最高点，那接着呢，就只能往下落了。”
天疱疮、急性坏死溃疡性龈炎。他食道中的水泡不允许他吞咽任何固体。连喝水的时候，他的口腔和喉咙都会像火红的炭一样烧灼。卡尔被宣告无法医治，从军队中除名，可他还在研究广义相对论方程，压制不住自己思维的速率。随着疾病吞噬着他的身体，他的脑子也转得越来越快。他一生发表了一百十二篇文章，几乎比二十世纪的任何一位科学家都要多。而最后那几篇，他是把纸铺在了地上，胳膊挂在病床边写的，脸朝下趴着，背上满是水泡迸裂留下的溃疡和痂，就仿佛他的身体已经化作了当下欧洲的微缩模型。为了分散注意力，忘了疼，他做了个目录，里面就包括了恶疮的形态和分布、水泡中液体的表面张力和它们平均破裂的速度。可哪怕是这样，他也没法将思想从他的方程所开辟的真空中解救出来。
为了避免奇点的出现，他将算式写满了三大本本子，试图找到一条出路，或是他推理中的一个错误。而在最后一本本子上，他写下了他的结论：任何物体都可以生成奇点，只要它的物质被压缩到一个足够小的空间里。如果是太阳，三千米就够了，地球是八毫米，而普通人体则要达到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厘米。
在他测算出的那个孔洞里，宇宙基本参数交换着它们的性质：空间像时间一样流动，时间像空间一样延展。这种扭曲将因果律都改变了，卡尔推测，如果哪个假想的旅行者可以进入到这个稀薄区并且活下来的话，就能接收到未来的光与信息，见到还未发生过的事件。而他如果抵达了深渊中心，又没有被重力撕碎，就能见到两个重叠的景象同时投射在他头顶的一个小圈里，就跟万花筒一样：其中之一是以让人难以想象的速度激变着的宇宙的未来，而另一个，则是被冰结在某一瞬间的过去。
然而，怪事还不局限于那块区域的内部，奇点周围是有个界限的，一道屏障，把不归点给标记了出来。一旦越过那条线，无论你是什么（一整颗行星也好，一个亚原子微粒也好），都会被永远擒住，从宇宙中消失，仿佛掉进了个无底洞。
几十年后，这道边界被命名为史瓦西半径。
他死后，爱因斯坦为他撰写了悼词，并在葬礼上宣读。“其他人唯恐避之不及的问题，他与之战斗。他热衷于发现自然界各个方面的联系，可他之所以寻找，驱动他的是享受，是艺术家式的快乐，是辨认出织成未来之路的线索的幻想家式的眩晕感。”对聚在墓前的那一小群人，他是这么说的，尽管他们谁都猜不到，史瓦西被他最大的发现折磨到了怎样的程度，因为，连爱因斯坦都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他的方程才会变得如此奇怪，似乎“无限”才是它唯一的答案。
青年数学家理查·柯朗是最后一个得以和史瓦西直接交谈的人，而说到奇点对这位天体物理学家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也只有他可以作证。
柯朗是在拉瓦—罗斯卡负的伤，从而在军队医院里与史瓦西相遇。这个年轻人曾是当年最有影响力的德国数学家之一，大卫·希尔伯特的助手，因此一眼认出了卡尔，虽然后者的脸已经被伤口弄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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