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负隅顽抗着。在这本书的同一页上，会出现视角、主题或调性的突然跳跃，他的思维总在与意义的边界搏斗着，总想一下子看到所有：“单一的视点会受制于自己，给予我们唯一的视像。只有把对同一个真相的所有互补的视线都拼合到一起，才能对事物拥有更完整的认知。所要认识的东西越是复杂，拥有不同的眼睛就越发重要，要让这些光束都汇合到一起，我们才能由‘多’见‘一’。这就是真正的视像的实质：把已知的视点都汇集到一起，把迄今不为人知的其他一些视点展示出来，好让我们明白，实际一切的一切都是同一事物的一部分。”
他活得像个隐士：读书、冥想、写作。一九八八年时，他差点饿死。他完全把自己看作法国的神秘学者玛莎·罗宾，后者身负圣痕，整整五十年里仅靠吃圣饼活着。他试图超越耶稣基督在旷野中禁食四十天的经历，一连吃了几个月的蒲公英，都是从他家门前的院子和周围摘的。邻居看他在街上采花都已经见怪不怪了，纷纷带了饼和家常菜去看他，非要他吃完了才走，这才把他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
他进而相信，梦都不是人类自己做的，而是来自一个被他称为造梦者的外部的实体，后者把梦传递给我们，好让我们认识我们真正的身份。他记录了自己二十多年来的梦境，即《梦的钥匙》，理解了造梦者的本质：造梦者即神。
一九九一年时，他试着切断他与世界的所有联系。他烧了自己写的两万五千多页书稿、他父亲的画像，把他母亲的死亡面具都送人了。他把他最后的研究——一次失败的尝试，企图照亮“动机”：像心脏一样搏动在数学最深处的那个晦暗客体——交给了他的朋友让·马古瓦，请他代为捐给他的母校蒙彼利埃大学。而自那以后，他就开始了一场持续终身的逃避，从一个村子搬到下一个村子，躲着寻找他的记者和学生，收到家人和朋友的来信，拆都不拆就退了回去。
得有十多年吧，谁都不知道他在哪儿。有说他死了的，也有说他疯了的，说他去了森林深处，为的是让人找不到他的遗体。
事实上，他在法国南部居无定所地游荡了一阵，就躲进了被比利牛斯山荫蔽着的小镇，阿列日的拉塞尔。他父亲在被送进纳粹的毒气室之前，生前的最后几个月就是在距此一小时不到的集中营里度过的。格罗滕迪克很小的时候，大半夜的，光着脚，从里厄克罗逃出来过一次——他是和他妈妈一起被送到那儿的——抱着坚定的决心，要走到柏林，亲手把希特勒给杀了。五天之后，警卫才找到他。他已失去知觉，距死亡只一步之遥，在一根中空的树干里哆嗦着。
他晚上常会弹琴。他在拉塞尔的邻居都知道他是不接受访客的，所以在听到那美妙的复调时都相当之惊奇，就仿佛他在隐居生活中学会了蒙古人的歌谣，可以同时发出好几个音。而亚历山大在他的日记里对这点做出了解释，说，一到夜里，一个长着两张脸的女人就会过来拜访他，他把其中温柔的那面叫作芙罗拉，而把恶魔的那面叫作路西法拉。他们会一同歌唱，逼迫上帝显现，可“祂沉默着，即使说话也是轻轻的，没有人能够理解”。
二〇〇一年时，又是这帮邻居，见烟雾与火光从他家里冒了出来。而据拉塞尔镇长阿兰·巴里称，当时，格罗滕迪克竭尽所能地拦住了消防队，求他们别管了，让它烧吧！
二〇一〇年，他的朋友吕克·伊吕西收到一封信，里面是亚历山大的《不发表声明》。其中，格罗滕迪克禁止任何人在今后出售他的作品，还要求所有的大学和图书馆撤下他的文章。他对所有寻求贩卖、印刷或传播他文字——不管有没有出版——的人喊出了他的威胁。他要消除自己对世界的影响，溶解在寂静里，抹掉他的每一处痕迹，“叫它们统统消失”！
美国数学家莱拉·施耐普斯是格罗滕迪克最后几年里跟他有过联系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她找了他好几个月，跑遍了所有他可能住的镇子，手里拿了张他的老照片，问人有没有见过，也不知道他的长相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后来，她走累了，就一连好几天坐在了附近唯一的菜市场门口的长凳上，指望他自行出现。终于，她看到一位老人拄着拐杖，在买青豆，身上穿着僧衣，脑袋罩在兜帽里，脸被一捧跟魔法师一样长的白胡子挡着，可她认出了他的眼睛。
她小心翼翼地靠了上去，心想这位禁闭者一看到她，说不定会撒腿就跑，可亚历山大的和蔼让她十分惊讶，尽管他当下也说了，他不希望再有人找到他。她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激动，接着就告诉他，他年轻时提出的一个重要猜想被证明了。格罗滕迪克淡淡地笑了笑，说道，他对数学已经完全没有兴趣了。
这个下午他们是一起度过的，施耐普斯问他，他为什么要像这样把自己孤立起来。而亚历山大答道，他不恨人类，也没有背弃这个世界，他的隐居不是逃避，更不是一种拒绝。恰恰相反，他是在保护他们。他不想任何人因为他发现的东西而受苦受难，虽然他也拒绝解释，他所说的，“一种新的恐怖的暗影”是指什么。
此后的一两个月里，他们信件往来。施耐普斯很有兴趣了解他在物理学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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