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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耳中的珍珠
一年后，德布罗意的论文落到了一位优秀却失败的物理学家手里，物质波在他脑中不断延展，被放大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比例。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期，困扰着整个欧洲的苦难，埃尔温·鲁道夫·约瑟夫·亚历山大·薛定谔亲身经历了一大半。他破产了，得了肺结核，父亲和爷爷在短短几年内相继去世，外加一系列个人生活和职业上的羞辱，最终断送了他的事业。
相较之下，他的大战岁月倒是惊人地平静。一九一四年，他作为军官，被派到了威尼托平原，去指挥奥匈帝国的一小支炮兵队。去意大利时，薛定谔是自掏腰包买了两把手枪的，可从没机会用到。他被转移到了意大利北部上阿迪杰地区的一处山中要塞，享受着新鲜空气，而在他脚下两千米的地方，不计其数的士兵挖起了战壕，并死在其中。
他唯一真正的惊吓发生在他在要塞塔楼上担任瞭望员的那十天里。薛定谔看着星星睡着了，一醒过来，只见一排光亮在山坡上前行。他一下子就弹了起来，从光亮覆盖的面积来看，至少有两百人，是他队伍人数的三倍都不止。可能要参与真正的战斗，他害怕极了，从房间的这头跑到那头，就是想不起来，哪种警报是他该发的。他正要去摇铃，突然意识到，那光亮是一动不动的，再用望远镜一看，原来只是圣艾尔摩之火：由于暴雨将至，要塞周围的铁丝网尖端堆积了静电，就冒出了等离子的“火苗”。薛定谔被彻底迷住了，他望着那些小小的蓝色光点，直到最后一处消失。终其一生，他一直都在怀念那串奇异的冷光。
他就这样无所挂念地度过了战争的日子，等待着从未到来的命令，撰写着无人阅读的报告，陷入了一种极端闲散的状态。他的下属都抱怨说，他不到午饭时间不起床，吃完又要睡上一下午的午觉。他二十四小时都很困，站不到五分钟。而且他似乎把战友们叫什么都给忘了，仿佛有什么腐蚀性的瘴气侵入了他的大脑。虽说他也尝试过用这闲暇时间翻翻同事从奥地利寄来的物理学文章，可他集中不了注意力；他的每一个想法都会绊在下一个上面，他都觉得，这乏味的战争是不是让他患上了精神病。睡觉，吃饭，打牌。睡觉，吃饭，打牌。这也叫生活吗？他在日记中写道。我都没在想战争何时结束了，这样一个东西，它可能结束吗？而到了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奥地利签署停战协议时，薛定谔回到的是一个被饥饿所围困的维也纳。
接下来的几年里，他眼看着他从中成长起来的世界彻底崩塌了：皇帝被废黜，奥地利成了共和国，他母亲在赤贫中熬过了生命的最后几个月，被盘踞在她乳房里的肿瘤啃噬着身体。薛定谔没能挽救他家族的油毡厂；战争结束了，可英国和法国的经济封锁仍在，它破产关门了。战胜国眼睁睁地看着奥匈帝国分崩离析，数百万人挣扎求生，没有食物和煤炭来过冬。一时间，维也纳的大街上满是残缺不全、身背战场幽灵的士兵们，被壕沟中的毒气所破坏的神经把他们的五官扭成了狰狞的形状；他们的肌肉抽搐着，旧军服上的奖章也跟着晃了起来，像麻风病院的铃铛一样叮当作响。管制着百姓的军队和他们所要平息的对象一样地虚弱和饥饿；他们每天收到的肉不足一百克，上面还会钻出白花花的肥虫。而当军队分发起从德国运来的那一丁点食粮时，现场总是一片混乱：某次骚乱中，薛定谔见众人把一名警察从马上推了下来；也就五分钟吧，那匹马就被围在那儿的上百个妇女大卸八块，一点肉也没剩下。
薛定谔靠微薄的工资生存着，偶尔会去维也纳大学教教课，剩下的时间则无所事事。他努力把叔本华给啃完了，并由此认识了吠檀多哲学，同时了解到，在广场上被肢解的那匹马，它惊恐的眼睛也是为它的死而哭泣的警察的眼睛，啃着生硬的马肉的牙齿也就是在山上嚼着牧草的牙齿，而那颗从马胸中掏出来的心脏溅在那些妇人脸上的正是她们自己的鲜血，因为所有个体的表现都只是梵天的映像，他才是世间一切现象背后的绝对的真实。
一九二〇年，他和安妮玛丽·伯特尔结了婚，但婚前洋溢在这两位情人间的幸福只持续了不到一年。薛定谔找不到好工作，而他妻子当秘书一个月的工资比他当老师一年挣得还多。他逼她辞了职，而他成了个流浪物理学家，从一个没钱的岗位跳到另一个更没钱的，还拖着他的老婆：他从耶拿去了斯图加特，从斯图加特去了布雷斯劳，又辗转去了瑞士。到了那儿，他似乎转运了，被任命为苏黎世大学理论物理的带头人，可才过了一个学期，他就因为急性气管炎而被迫停课，这也成了他肺结核的萌芽。他不得不去山里待了九个月，呼吸清洁的空气，和他妻子一起被送到了奥拓·赫维希医生开在瑞士阿尔卑斯地区的阿罗萨村里的一家疗养院，后来几年，每次他肺部状况恶化时，总会回这儿来待一段。这是他第一次来，在魏斯峰的阴影下接受了严苛的高海拔治疗，病几乎痊愈了，虽说留下了个谁都没法解释的后遗症：近乎超自然的听觉敏感。
一九二三年，薛定谔三十七岁，终于在瑞士安定了下来，过上了舒服的日子。他和安妮都有好几个情人，但都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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