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裤子脱了。”
“两腿分开，抬高一点。”
妇幼保健医院的生殖中心，照例人头攒动。这里从早上五点开始就有人排队，脸上带着急切的表情，不耐烦的表情，逆来顺受的表情，没有表情的表情。妈妈带着女儿，妻子领着老公，有些从郊县赶来，小声讨论着某个颇有名气的主治医生。女人有时会互相攀谈，“你什么情况？”男人们不屑于跟病友做这类谈话，他们表现得似乎自己并不在场。
天稚提起裤子，任何介入性的检查都让她感到紧张。那只白色塑料鸭嘴伸过来的时候，她绷得像个烈士。医生不耐烦地敲着她的髋骨，叫她放松。一只皱巴巴的袜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从裤腿里褪出来，掉在地上。
“右侧，1.7厘米。”两个护士一个负责报数据，另一个在病历上走笔如飞，两个人头都不抬。
穿过走廊，一个男人扯着嗓子开玩笑，“这叫我怎么弄啊？有没有护士辅助一下？护士？”根本没有任何护士搭理他。人们瞥他一眼，没有人笑。来这儿的人各有各的问题，没人觉得这里面有任何笑点。
天稚瞥了一眼那间窄窄的房间，一张简陋的桃红色沙发上面不知道坐过多少尴尬的光屁股男人，沙发上劣迹斑斑。沙发对面的地上，斜靠了一幅半裸少女捧着水罐的印刷画，算是用科学态度鼓励这种想入非非。
“我不在这里，”大毛只扫了一眼房间就马上声明，“医生，我家就在对面。”
“这个取样要马上放冰箱，时间长了会影响化验结果的。”医生脸上没什么表情。
“很快，我很快，五分钟。”
家当然不在对面，结果是大毛一个人跑去医院对面的酒店，花钱开了间房，再百米冲刺回医院。掂住那只白糊糊的透明塑料小盅往医院冰箱里搁时，天稚想，自己的男人还是脸皮薄啊。
化验结果是密密麻麻的一张纸，真长见识。原来精液不但要看总量、颜色、气味、黏稠度，还要看活力、游动速度、游动方向、畸形率、头部畸形、尾部畸形、双头精子（不知道双头精子生出来的孩子有几个头）……有那么几个指标不太理想，但大毛基本过关，无罪释放。
大毛来做这个检查，无非是在道义上力挺老婆。每个月排卵期前后，天稚都要站在这个沮丧的走廊里排队，隔天一次。医生用笔敲打着病历说，最好，再做个输卵管造影吧，毕竟，腹腔做过手术，术后再次粘连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输卵管造影比较痛苦，女同志受罪，所以，啊，建议，男同志先做一个精子检查，先排除男同志的问题，啊。
于是男同志站在了这里，不相信自己有问题，却也不宜流露出“肯定是你的问题”，克己奉婆，仁至义尽。
辜鸿铭说，中国人最大的宗教，是生育。个人无论多么渺小，多么平庸，多么失败，一旦生育，他便成了家族链条中承上启下的一环，宗祠香火得以延续，天地人神各安其位。要是再年轻三岁，天稚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走廊里那些愁容满面的女人们中的一员，她一向以为自己生育能力旺盛。
“我都流产多少回了？”她对钟小河说，“戴套，吃药，安全期，体外……就这样我还能怀上，我就是一沃土！”第一次，她刚毕业，大毛马上要被派驻国外进修两年做访问学者，觉得都太年轻，要孩子的时机不成熟。第二次，天稚在水上世界玩滑梯，尖叫着一头冲下来，血从腿上淌下来，晕染在池水里，还以为自己来例假了。第三次，她吃了某种副作用比较大的药物，咨询优生科的医生，说了一连串胎儿畸形的概率，吓住了她和大毛，回家哭了又哭，还是没敢留。
“总比我好，多囊卵巢综合征，连有没有成熟卵子都不知道。”钟小河一边开车，一边斜她一眼，不过也有可能是在看右侧的后视镜。小河几年前有过一个孩子，现在广东某座寺庙里，供奉着这个孩子的长生牌位：汤门钟氏亡婴永登极乐。
小河跟董天稚是旧同事，刚毕业来到这座城市，天稚租了两室一厅，房租比想象中高，工资比想象中低，想寻个人合租。天稚工作的集团里年轻人很多，五湖四海，无家可归，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在办公大楼的一楼大厅贴征租启事。天稚拿着打印好的征室友启事下楼，恰好小河也在楼下张贴寻租启事，对视一眼，攀谈几句，两张启事团掉往字纸篓一扔，天稚把小河捡回了家。
天稚打小身体不好，三天两头半夜被送进医院挂水，最后认了儿科医生当干妈。医生的亲生儿子，每次看到这个挂名妹妹又被送来就出言相讥：痨病鬼子。天稚病猫一样，恹恹匐在大人身上，并不回嘴。她很小就学会了逆来顺受，又粗又长的针管在脑门上找血管，发烧发到口吐白沫，也一声不吭。长大了，还是药不离口。但越多病的女人越容易怀孕，生物的补偿性，脆弱的动物往往生仔一大窝，自然规律要让它们在短暂的生命之中，寿终正寝之前，多快好省地完成传递基因的使命。
没想到，这三次之后，一晃好几年过去，天稚再没怀孕，到了三十好几，这事成了她跟大毛的一桩心病。大毛常常掐着手指头算：老大，要是生下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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