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年也会改变。
美国国家建构台阶三：民权运动时代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则构成美国联邦政府扩权的第三个大台阶。大家可能都听说过，约翰逊政府的“伟大社会”运动，创建了扶弱济贫的医疗项目Medicare和Medicaid，成立了很多扶贫机构，进一步强化了联邦政府的权力。但是，从国家建构的角度来说，五六十年代最大的成就，是打破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州权”，确立了联邦权力干预州内事务的合法性。如果说罗斯福新政主要是铺开了国家权力的纬线，那么“伟大社会”时代则是强化了国家权力的经线。
这主要表现在民权的实施方面。我们前面讲到过，美国内战结束，南方长期以“州权”的名义实施种族主义。1948年，一批保守主义者甚至成立了一个党，名字就叫“州权党”，来捍卫种族隔离。1954年，最高法院在著名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中判决种族隔离违宪，当时，一些南方州又扛起了“州权”大旗，想把联邦法院的判决堵在门外。1957年，阿肯色州州长派国民警卫军阻止小石城的黑人学生进入校园，艾森豪威尔总统二话不说，直接宣布阿肯色州的国民警卫军“国有化”。于是，昨天还在阻挡黑人学生进入校园的国民警卫军，今天就得保护他们进入校园了（图3-5）。
图3-5小石城事件：军队保护黑人学生上学
（图片来源：U.S. Army, National Archives, Wikimedia Commons）
黑人的投票权问题是另一个例子。我们之前谈到过，内战后，南部各州以各种稀奇古怪的规定来防止黑人运用其投票权，之前联邦政府一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1957年，艾森豪威尔总统成立了一个联邦委员会，专门推动黑人的投票权落实。1965年的《投票权法案》则明确规定，司法部有权监管各州的选举法，任命选举观察员，甚至起诉那些歧视性的州政府。
联邦政府为什么变得如此强硬？还是因为背后的社会运动。对于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波澜壮阔的民权运动，大家应该都有一定了解。餐馆静坐运动、自由乘客运动、1963年华盛顿大游行、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说《我有一个梦想》，等等。以1965年的《投票权法案》而言，背后同样是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1965年3月，马丁·路德·金等民权领袖发起了著名的“塞尔玛徒步抗争”，就是从阿拉巴马的塞尔玛步行到州首府蒙哥马利，抗议阿拉巴马州政府以各种方式剥夺黑人投票权。一路上爆发各种警民冲突，白人警察殴打袭击黑人的画面通过电视传遍全国。正是在这场运动之后，约翰逊总统下定了颁布《投票权法案》的最后决心。直到今天，每年还有纪念性的塞尔玛游行活动。
国家建构道路的“另类道路”
从美国国家能力的巨变来看，我们发现了一条不同的国家建构道路，它的核心动力不是密集的战争或者发达的文官制，而是社会运动。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通过街头的、媒体的、工会的、校园里的声音改变了政府的角色，改变了联邦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乃至改变了美国社会的“国家观”。
当然，社会运动需要制度空间，它以自由为前提，以民主为传导机制，因此，社会运动的力量本质是政治权利的力量。在这个力量的驱动下，今天的美国政府，已经和200多年前那个只够凑一桌麻将的美国政府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它不再是那个为“是否要成立一个国家银行”而争吵半个世纪的美国，也不再是那个为“政府是否有权征收收入税”又争吵半个世纪的美国，更不是那个认为雇用童工等于市场自由的国家。总之，美国人不再简单地把国家视为洪水猛兽，而是视之为社会进步可能的盟友。人们对自由的理解，也不再仅仅是政府的缺失，也可以是政府的扶持。所以学者艾克曼（Bruce Ackerman）说，美国的宪法是一个“活的宪法”，它的作者不仅仅是开国之父们，而且是一代又一代修正社会契约的美国人。
美国的国家建构历程给当代世界带来重要的启示，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展示了国家建构的一种可能道路，而且因为这一道路在当代世界具有特别的参考价值。我们之前讲到，历史上，战争对于国家建构起到关键性作用，但是，战争这个机制在当代很难借鉴。为什么？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人道主义精神已经深入人心的时代，一个战争深受唾弃的时代。我们总不能对那些国家能力比较弱的非洲国家、拉美国家说：来，为了国家能力的提升，你们打个几百年，最后胜出的那个，1000年后就大国崛起了。事实上，如果我们认为这是正确的路径，我们今天也不必哀叹阿富汗、伊拉克的战火了，而是应该为它们走在国家建构的道路上而欢欣鼓舞，对不对？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我们相信，在当代世界，国家建构应该寻找更加文明的道路。
同样，庞大而细密的官僚系统虽然对东亚国家建构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几千年前积累下来的“扩展秩序”很难复制。而且，从中国历史上反反复复“官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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