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轮流转”的景象与其说证明了学术研究的轻浮，不如说显示了它的弹性——政治生活本身是复杂的和多变的，所以政治学研究也理应如此。
国家能力何以至关重要？
既然国家重新被带回，它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当下的世界？国家能力很重要，它重要在哪儿？对此，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阐释，主要的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
首先，当然是“国家”对于秩序建构的重要性。我们上次讲过，国家的本质是暴力从分散走向垄断。因此，一个强国家一定是实现了暴力高度垄断的国家，也就意味着分散暴力的减少。历史地看，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学者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曾经有一个说法来形容这个变化，叫作“流寇变坐寇”，roving bandits变stationary bandits。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以前可能有10伙、20伙匪徒轮流来打劫你，现在只剩下一伙了。一伙匪徒虽然也很危险，但是如果这一伙匪徒明确了自己对这块领地的所有权，他们就有部分的动力去保护这块领土、发展这块领地，毕竟，你把鸡都给杀了，就再也捡不到鸡蛋了。但是，当匪徒多达10伙、20伙的时候，没有任何匪徒会有动力去发展这块领地，因为我养鸡可能是你去捡鸡蛋，我种地可能是你去收割，我养猪可能是你去吃肉，那我为什么要保护好这块领地？所以，主权国家体系的建构，可以说是一个领地的“产权明晰化”过程，而产权的明晰有助于秩序与效率的提高。
从历史上来看，暴力的集中化往往也意味着暴力的大规模减少。我们前面讲到过“和平的爆发”，讲到过去几百年，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战争死亡人数占人口比例的急剧下降。但是，历史上，暴力下降最显著的阶段，出现于更早的“国家革命”发生之际，即，人类从部落制、封建制、帝国制走向主权国家这一组织形式之际。这一点，大家可以看看下页这张图（图3-1）。
图3-1“非国家社会”与“国家社会”暴力冲突死亡人数比例（每10万人暴力死亡人数）
（图片来源：Our World in Data网站）
这张图的上方，是“非国家社会”的暴力冲突死亡人数比例，下方是“国家社会”的比例。大家可以看出，这个对比非常醒目，几乎是断崖式的。以前我们想象原始社会的美好，似乎在原始社会，人们依山傍水过着美好的生活，今天采采果子，明天唱唱山歌，卢梭干脆把原始人称为“高贵的野蛮人”。但是，各种研究表明，原始人生活在极其残酷的暴力冲突当中，因为缺乏暴力的垄断而时时刻刻面临着生命的危险。
今天墨西哥、巴西的黑帮横行，或者伊拉克、阿富汗的军阀混战，虽然不像原始社会那样彻底无政府，但也是国家能力低下的表现。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其实一个国家陷入长期内战，往往未必是因为叛军多么强大，而可能仅仅是因为政府军过于软弱，无法将星星之火掐灭。这意味着，在国家能力低下的地方，叛乱分子可能只需要三五千人，在偏远处找到根据地，并且通过某种地下经济渠道获得财源，比如鸦片、矿产、石油，就可以将一个国家拖入长期的内战，把一个小伤口变成大面积的感染。而那些国家能力强大的国家，往往能够在叛军崛起的源头就将其剿灭，从而避免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也就是说，国家能力是个相对而非绝对的概念。一只生病的羚羊完全可能在虎口之下逃生，只要那只老虎病得更严重就行。
“国家”的第二个重大功能，是提供公共服务。这一点应该说非常容易理解。国家是暴力机器，但不仅仅是暴力机器。尤其是在现代社会，我们赋予国家很多功能。古代的时候，老百姓如果被偷被抢，或者家里人被打被杀，可能会去告官，但是通常而言，老百姓不会因为孩子上不起学而跑到官府门前去要求“受教育权”，也不会因为看不起病而要求政府提供“医保”。现代国家就不同了，你上不起学找政府、看不起病找政府、失业了找政府、门口路坏了找政府、失火了也找政府，甚至连邻居家装修太吵了，你可能都会拨打“市长热线”。
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们对政府有这么多要求，它如何做到？显然，只有那些具有强大征税能力的国家才能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这当然不是说，具有强大征税能力的政府一定会把钱花在公共服务上，或者一定能把钱花得合理，但是征税能力是公共服务的必要条件之一，这一点恐怕没有争议。我们常常羡慕北欧国家“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体系，但是它的前提是税收占GDP接近50%的财税能力。很多国家的民众羡慕中国的高铁、中国的基础设施，这背后同样是政府巨大的财政能力和组织能力。
相比之下，那些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它们的财政和组织能力都非常低下，结果就是政府对很多公共问题一筹莫展。举一个公共健康问题的例子，大家都知道，疟疾是一个困扰人类多年的问题，尤其是在非洲，每年都有几十甚至几百万人因此丧生。但是，这个病的防控从技术上而言，并没有那么难，只要家家户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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