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有关死亡的问题

死亡的发生

一九八六年，美国医学协会决定，医生从即将去世的末期病患和可能会昏迷不醒的人身上除去维生系统，是合乎伦理的。四年后，一项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百分之八十四的美国人表示，如果他们依赖维生系统，又没有痊愈的希望时，宁可不接受治疗。

限制或除去维生治疗的决定，通常称为“被动的安乐死”。在病入膏肓的情况下，中止仅能延长几小时或几天生命的医疗干预或拯救措施，让死亡自然发生，这是可以被接受的做法。这包括中止侵略性治疗、维生机器、静脉营养注射以及心脏复苏器。有时候家人和医生选择不处理会导致死亡的衍生情况时，也是一种被动的安乐死形式。例如：骨癌末期的病人也许会衍生肺炎，如果不医治肺炎的话，可能让病人死得比较安详、较少痛苦，而不拖延死亡。

那些已到疾病末期而决定自己拿掉维生系统的人，又如何呢？他们自己结束生命，是否就造了恶业？卡卢仁波切很明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人们如果自己认为受了够多的痛苦，希望获准死亡时，就是处在不能称为善或不善的情况下。我们绝对不能责怪任何人做了那个决定。这不是一种恶业，它只是希望避免痛苦而已，这正是一切众生的基本愿望。另方面，这也不是特别善的业，……这不能算是结束生命的愿望，而是结束痛苦的愿望。因此，它是无记业（中性的行为）。

如果我们所照顾的临终者，要求我们拿掉维生系统，我们该怎么办？卡卢仁波切说：

我们也许无法挽救病人的生命，我们也许无法解除他的痛苦，但我们要以最清净的心，尽我们最大的力量。不管我们做什么，即使最后没有成功，都不能被看成是恶业。

如果病人要求治疗者拿掉维生系统时，会让治疗者处在困难的地位，因为直觉也许会告诉他们：“如果这个人还装上维生系统，他就会死。”业报决定于治疗者的动机，因为治疗者是在剥夺某一个人继续活下去的方法，即使那是病人叫我们这么做的。如果治疗者的基本动机一直是要帮助和利益那个人，并解除他的痛苦，那么这种心态似乎不会产生什么恶业。

选择死亡

前面引用过的一九九零年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百分之六十六的美国人相信，一个人如果处在极端痛苦的情况下，又“没有改善的希望”，就有自己结束生命的道德权利。在荷兰，据估计每年就有一万人选择安乐死。帮助他们死亡的医生，必须证明这是病人所同意的，他与病人充分讨论各种方案，并且曾经咨商另一位医生，提供其意见。在美国，这个题目很热门，有一本书清楚地描述当人们到了疾病的末期时，有什么方法可以自杀，这本书顿时成为畅销书，也有人开始推动“主动安乐死”或“协助死亡”的合法化。

如果安乐死合法化，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许多人担心，被视为末期的病人，特别是极端痛苦的人，也许会选择死亡，即使是他们的痛苦也许有办法处理，他们的生命也许可以长一些。另一些人担心，老年人也许会觉得他们有死的责任，因为选择死可以减轻家人的压力，节省家人的金钱。

许多为临终者工作的人觉得，高水准的临终关怀可以回答安乐死的请求。当她被问到立法中的安乐死问题时，罗斯医师回答：“我觉得，制定这种法律实在是一件令人伤心的事。我认为，每个人应该运用自己的判断，克服对死亡的恐惧然后，我们就能够尊重病人的需要，倾听他们的意见。”人们对死亡的恐惧是难以忍受的，心神慌乱的，这是毫无意义。佛法提供死亡的不同态度，而且赋予它目的。达赖喇嘛指出：

你的痛苦来自你的业，无论如何，你都必须在这一世或其他世承受业果，除非你能找出净化业力的方法。因此，佛教认为这一世你幸得人身，有能力以比较好的方式来承担，你就应该去经验业报；这胜于轮回到无助的到（如畜生）时再来承受，那时候的痛苦可要大得多。

依据佛法，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来帮助临终者处理他们面对的衰竭、痛苦和恐惧，并提供爱的支持，让生命的结束变得有意义。伦敦圣克里斯多福临终关怀医院（St. Christopher's Hospice）的创办人桑德斯说：“在我们的病人中如果有人要求安乐死，那就表示我们没有尽到责任。”她反驳安乐死的合法化：

我们的社会还不致于穷到不能提供时间、爱和金钱来帮助人们安然去世对于那些身陷恐惧和忧愁之苦，而我们又可以解除其痛苦的人们，我们亏欠他们这一切为了做到这点，我们不需要杀他们……让自愿性的（主动）安乐死合法化，将是一种不种不负责任的行动，它会妨碍我们对于老弱、残障和临终者的真正尊敬和责任。

其他的疑问

在出生前或婴儿期去世的人，他们的神识会有什么发展？父母亲能够给予什么帮助？

顶果钦哲仁波切解释道：

在出生前、出生时或婴儿期去世的人，他们的神识会再度经历各个中阴阶段，然后转世。为一般死者所做的功德法事，也可以替他们做，例如：金刚萨埵的净化法门和持咒、点光明灯、骨灰净化等等。

在堕胎的案例中，除了这些修法外，如果父母亲觉得懊悔，他们可以发露忏悔，祈求宽恕，虔诚修持金刚萨埵的净化法，这对他们有所帮助。父母亲也可以供灯、放生、帮助别人、赞助慈善或修行计划，把所有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