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达尔文今天还活着，他一定会为适者生存的理论得到证实而感到高兴和震惊。在喷洒大量化学品的重压之下，较弱的昆虫已经消失。如今，在很多地区只有健壮的和适应能力强的昆虫才能在化学控制中生存下来。
大约半个世纪之前，华盛顿州立大学的昆虫学教授梅兰德问了一个现在看来纯粹是修辞学的问题：“昆虫会产生抗药性吗？”如果梅兰德不知道答案，或知道得晚，只是因为他的问题问得太早（1914年，而不是40年后）。在DDT时代之前，使用的无机化学物现在看来是适度的，却出现了能够适应药剂和药粉的昆虫。梅兰德曾遇到过梨圆蚧的问题，多年来这种昆虫一直被石硫合剂很好地控制着。之后，在华盛顿的克拉克森地区，这种昆虫开始变得很难治理——比起在韦纳奇果园、雅基马谷以及其他地方的时候，杀死它们变得更加困难。
突然间，其他地方的介壳虫也好像明白了：果农们勤奋而大量地喷洒石硫合剂后，它们并不一定要死去。在中西部地区，成千上万英亩的果园被有了抗药性的昆虫毁掉了。
在加利福尼亚州，用帆布把树罩起来，再用氢氰酸熏蒸这种历史悠久的方法在一些地区产生了不好的结果。因此，加利福尼亚柑橘实验中心开始研究这个问题，这项研究从1915年开始一直持续了25年。20世纪20年代，苹果卷叶蛾也获得了抗药性，尽管过去的40年里，砷酸铅一直成功地控制着它们。
但是，只有在DDT及其同属化学品出现后，抗药性时代才真正开始。几年之内，一个危险的问题就显现出来，稍微了解一些简单的昆虫知识或动物种群动力学知识的人都不会感到惊讶。但是，人们对昆虫抗药性的认知还是来得有点缓慢。现在看来，只有那些关注带病昆虫的人才完全明白当时的紧急状况；大多数农学家们仍然指望新的、毒性更强的化学品研制出来，而当前的困境正是这种似是而非的推理造成的。
人们对昆虫抗药性的理解有点缓慢，但是抗药性的发展则完全相反。1945年之前，只有大约12种昆虫对前DDT时代的杀虫剂有抗药性。随着新型有机化学品和大规模喷药方法的出现，抗药性迅速增加。到1960年，已经有137中昆虫有了抗药性。人们知道，这远没有结束。现在，已经有超过1 000篇关于这一主题的技术论文发表。世界卫生组织从世界各地召集了大约300名科学家，宣布“抗药性是目前带菌昆虫控制计划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英国一位著名的动物种群研究者查尔斯·埃尔顿博士说：“我们听到了大雪崩来临之前的隆隆声。”
有时候抗药性会发展得非常快，以至于一篇关于使用某种化学品成功控制一种昆虫的报告墨迹还没干，另一篇修改版的报告就要发布了。例如，在南非，牧场主们一直受着蓝扁虱的困扰。单在一个牧场每年就有600头牛死于蓝扁虱。多年来，这种蓝扁虱已经对砷剂产生抗药性。后来又试用了六氯化苯，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情况似乎令人满意。1949年年初发布的报告宣称，新的化学品可以控制抗砷的扁虱；当年晚些时候，又有公告发布说，扁虱已经对新化学品产生抗药性。这种情况促使一位作家在1950年的《皮革贸易评论》杂志中写道：“如果人们了解了事件的重要性，科学圈悄然流传的消息和国外媒体报道的新闻足以像原子弹那样上头条新闻。”
虽然昆虫抗药性是农业和林业关切的问题，但是在公共卫生领域也出现了更为严重的恐慌。各种昆虫与人类的许多疾病之间的关系自古就有。疟蚊会向人体血液里注射单细胞的疟疾生物。其他蚊子会传播黄热病，还有的携带脑炎。家蝇虽然不叮人，但也会使人类食物沾染痢疾杆菌，而且在世界上很多地区，家蝇还可能传播眼病。疾病和带菌昆虫的名单中包括：斑疹伤寒和虱子，鼠疫和鼠蚤，非洲睡眠病和采采蝇，各种发烧症状和扁虱，等等。
这些问题都非常重要，必须抓紧解决。一个负责的人不会说可以不理会昆虫传播的疾病。当前最为迫切的问题是，当一种方法会使状况更加糟糕时，仍用这种方法去解决问题是否明智，是否负责。人们只听到通过控制带菌昆虫战胜疾病的声音，却很少了解故事的另一面是各种失败。胜利的短暂有力地证明，正是我们的努力使昆虫敌人变得更加强大。
加拿大一位著名的昆虫学家布朗博士受雇于世界卫生组织，全面调查抗药性问题。在1958年出版的专题著作中，布朗博士说：“在公共健康计划中使用强力合成杀虫剂不到10年，出现的主要技术问题是曾经治理过的昆虫具有了抗药性。”在出版这部专题著作时，世界卫生组织警告道：“目前针对昆虫传播疾病（例如：疟疾、斑疹伤寒、鼠疫）的积极行动正面临着挫败的危险，除非新的问题迅速得到解决。”
挫败的程度如何？现在，抗药性物种已经包括了全部具有医学意义的昆虫。很明显，黑蝇、沙蝇和采采蝇还没有对化学品产生抗药性。另一方面，全球范围内的家蝇和虱子已经产生抗药性。蚊子的抗药性开始威胁到疟疾计划。东方的鼠蚤——鼠疫的主要传播者，近来已经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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