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孔门圣人的操守，凡夫俗子几人能及？
很多时候道义论又显得过于教条，要求人在任何情境下都不能撒谎。有人曾经举过一个这样的例子：假定在“二战”期间，一名德国士兵到了一位老太太家，老太太家藏了一些犹太人。那德国士兵对老太太说：“老太太，你是一个天主教徒，我知道你是不能撒谎的，那你诚实地告诉我，你家里有没有藏匿犹太人？”
如果你是这位老太太，怎么回答呢？康德的解释是顾左右而言他，康德认为人是不能撒谎的，因为你撒谎就是把别人当成了手段，而人只能是目的，人不能是纯粹的手段。
所以你也不能把这名纳粹士兵当成纯粹的手段。老太太可以顾左右而言他，说昨天早上七点在村头看到过犹太人。她没有对纳粹士兵撒谎，因为她的确看到了，只是没有说还把犹太人收留了。所以她对纳粹士兵没有撒谎。
其实大家会发现，我们经常都会这么做，比如说张三赴一个约会，他出门就晚了，结果在路上还堵车，朋友打电话来问，他就说“路上太堵了，只能晚了”。这种“顾左右而言他”的有意隐瞒部分事实的做法，似乎又有那么一点虚伪和伪善。
这就提醒我们，任何一种观点其实都是有短板的，我非常欣赏一种叫做道德功利主义的做法，也就是说，追求结果本身并不坏，关键看这种结果是否符合道义。
比如，张三想和李四结婚，结婚是一个结果，但张三想娶李四的原因是她在北京有8套房，在上海有88套房，在深圳有888套房，所以张三迫不及待地想跟她结婚。那这种以结婚追求利益的功利，当然是不好的。只有当张三爱上了李四，这种基于爱情而追求结婚的功利，才是好的。
论文抄袭亦是如此。研究生张三写论文，追求学术成果考上博士。考博士是一个结果，但张三发论文的途径是抄袭别人的科研成果，夸大甚至造假实验的成果，那这种剽窃而来的“考上博士”的功利，当然是不好的。只有当张三认真进行学术研究，得到自己的学术成果，才是好的。
所以用道德主义来进行结果意义上的比较，就是道德功利主义。
除了剽窃学术成果这种恶劣的失信行为，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善与善之间会发生冲突。禁止杀人是对的，禁止欺骗也是对的，但是禁止杀人和禁止欺骗这两个戒律之间会有冲突，就像纳粹士兵与老太太的案例，要根据情境主义做一种道德的功利的比较，为了保全别人的生命，欺骗纳粹士兵，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我是一个“二战”期间的签证官员，有一群犹太人要逃到其他地方去，我在工作上作假，给他们派发了签证，我个人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我依然持守道义论，只是这是一个情境主义的多元道义论。
这个世界充满着诡诈和欺骗，法律只是对人最低的道德要求，它无力改变人心，虽然它必须在捍卫道德底线层面有所作为。
卡尔维诺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叫做《黑羊》，说的是一个窃贼之国，每个人都昼伏夜出，以偷窃为生。“每个人都从别人那里偷东西，别人又再从别人那里偷，依次下去，直到最后一个人去第一个窃贼家行窃。该国贸易也就不可避免地是买方和卖方的双向欺骗。政府是个向臣民行窃的犯罪机构，而臣民也仅对欺骗政府感兴趣。所以日子倒也平稳，没有富人和穷人。”但是后来出现了一个诚实的人，在该国寄居，他从来不去偷窃，每晚在家安静地看书。后来有人告诉他：“你不去偷无所谓，但是你破坏了这个国家的传统，你不出去，就意味着有人无法偷窃，别人会挨饿的。”诚实的人没有办法，最后选择晚上出门，当然他没有偷窃，他只是在河边静静看着流动的河水。每次回家，都发现东西被偷了。但是，他依然没有从众，最后他饿死了。
这让我想起了苏格拉底在接受死刑判决前的自我辩解中说：我的朋友，如果你认为一个宝贵的生命应该花费时间掂量他的生死前景，你就搞错了。无论做什么，他仅有一事需考虑，即做的是对还是错，像个好人还是坏人。[8]
宋朝大儒朱熹也说：“民无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无信则虽生而无以自立，不若死之为安。”也许，这才是真正的祖宗教导，而一切的诡诈与欺骗才是真正的违背祖训。但问题是，我们有多少人会选择成为《黑羊》中那个孤独寄居者？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们无法找到一个为之而死的信念，我们也不可能拥有一种信念为之而生。
作为一名老师，我想告诉我的学生：我们应当以何种信念作为我们人生以及学术的动力，这是每一个以学术为志业的人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7]罗梦婕：“日本京都大学首次因学术不端取消一博士学位”，红星新闻，2021-05-26。
[8][古希腊]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53页。
“孝子”能否逾越法律？
你认为法律是以什么标准做出最终判断的？是冷冰冰的法律条文，还是网络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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