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英俊”，在满足了吃喝的欲望后雄辩滔滔，送吐“长了翅膀的话语”，或躺下享受睡眠的香甜。英雄们敢作敢为，盛怒时“恶狠狠地盯着”对手，阵亡后淬然倒地，“轰然一声，铠甲在身上铿锵作响”。他们先是全副武装，接着冲上战场，跳下战车，和对手互骂一通，撂倒数名战将，把敌人赶得遑遑奔逃，然后自己受挫负伤，举手求告神佑，重新获得勇气和力量，继续战斗，阵杀敌方的犹首。接着，两军围着尸体展开恶战，伤亡惨重，凭借神的助佑，从枪林箭雨下救出阵亡的将领和伴友。《伊利亚特》中描述了五次这样的“壮举”（aristeiai），用了类似的模式，虽然在某些单项上略有出入。大段的复述（如2-11-15，23-33，60-70，9-123-57，354-99等）有助于减轻诗人的劳动强度，加长史诗的篇幅，深化听众对某些内容的印象。

程式化用语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某些用语，尤其是某些神祗的指称，如阿耳吉丰忒斯（赫耳墨斯）、阿特鲁托奈（雅典娜）等，在荷马生活的年代可能已是“化石”或“古董”。作为饰词，“牛眼睛的”可能产生于崇拜图腾的时代，在荷马史诗里已失去它的字面意义，成为“美丽的”、“漂亮的”同义语。

一位神或英雄往往有一个以上、甚至几十个饰词或程式化用语。诗人可以根据格律和音步的需要选用合适的饰词。以对宙斯为例，在不同的上下文和格律组合里，诗人用了不同的修饰成分，包括“多谋善断的”、“汇聚乌云的”、“沉雷远播的”等等。同样，根据格律和音律的需要，诗人有时用“长发的”，有时则用“胫甲坚固的”，偶尔也用“身披铜甲的”修饰阿开亚人。格律和音律原则制约着诗人的用词，同时也丰富了史诗的语言，增强了它的表现力。众多的饰词使诗人有可能不仅根据格律的要求，而且还能照顾到意思或语义的需要，选用合适的用语。当阿基琉斯筹备帕特罗克洛斯的葬礼时，他就不再是“捷足的”英雄，而是“心胸豪壮的”伙伴，因为在这一语境中，后者似乎比前者更具庄重肃穆的色彩。然而，有时，为了照顾格律和句式的规整，也为了维护史诗中程式化用语的稳定性，诗人亦会有意识地“忽略”饰词的原意，而把它们当做纯粹的格律成分，附加在名词或被修饰成分之上。例如，我们一般不会把恶魔波鲁菲摩斯看作是“神一样的”（《奥德赛》l-70）英雄，也不会倾向于认为“尊贵的母亲”符合乞丐伊罗斯娘亲的身份（《奥德赛10-5）。有的程式化饰词明显地不符合被修饰成分当时的状态和处境。比如，阿芙罗底忒在冤诉时仍然是“欢笑的”（5-375），白日的晴空是“多星的”（8-46），而肮脏的衣服照旧是“闪光的”（《奥德赛》6-26）等等。

荷马是一位功底深厚、想像丰富、善于创新的语言大师。《伊利亚特》“词章华丽，妙语迭出，精彩、生动的用词和比喻俯拾皆是。荷马知用暗喻（如“战斗的屏障”（喻善战的壮勇）。“羊群的母亲”（喻山地），但却更为熟悉，也更善使用明喻。《伊利亚特》中的明喻分两类，一类为简单型，另一类则是从简单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复杂型。简单型明喻的结构特征是A像B。埃阿斯的战盾“像一堵墙”，兵勇们像狼或狮子似地战斗。阿波罗从俄林波斯上下来，“像黑夜一般”（l-47）；塞提丝从海里出来，“像一层薄雾”（l-359）。此类明喻，荷马用来得心应手，熨贴自如，其技巧可谓已达炉火纯青的地步。

另一类明喻，即复杂型明喻，在其他民族早期的史诗中绝少出现，但在荷马史诗中却是个用例众多、趋于普通的语言现象。此类明喻的结构特征是在A像B之后附加一整段完整的内容，其修饰或解说对象不是接受喻示的A，而是作为喻象物的B。例如：

如同一位迈俄尼亚或卡里亚妇女，用鲜红的颜料

涂漆象牙，制作驭马的颊片，尽管许多驭手

为之唾涎欲滴，它却静静地躺在

里屋，作为王者的佳宝，受到双重的

珍爱，既是马的饰物，又能为驭者增添荣光。（4-141－45）

通常，诗人以“就像这样……”结束明喻，继续故事的进程：

就像这样，墨奈劳斯，鲜血浸染了你强健的

大腿，你的小腿和线条分明的踝骨。（4-146-47）

一般说来，史诗属叙事诗的范畴。《伊利亚特》中的叙述分两种，一种是诗人以讲叙者的身份所作的叙述，另一种是诗人以人物的身份所进行的表述、表白和对话。亚里斯多德称第一种形式为“描述”，称第二种形式为“表演”。[●]《伊利亚特》中，直接引语约占一半左右，而直接引语即为人物的叙述（包括复述），近似于剧中人（dramafispersonae）的话白。毫无疑问，此类语言形式为表演式叙述提供了现成的材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伊利亚特》是介于纯粹的叙事诗（即诗人完全或基本上以讲述者的身份叙述）和戏剧（诗）之间的一种诗歌形式。柏拉图认为，荷马史诗属于悲剧的范畴，[●]而荷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