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不是吗，宇宙的孤主，既不同污于凡人，也不合流于他所统管的神群。“他远远地坐在那里，既不关心我们，也不把我们放在眼里”（15-105-6）。兴致上来时，他甚至可以就着某件事由，指令神界的两派大打出手，搅个天昏地暗，愉悦他的心怀（20-22-25）。这，或许就是神界的政治，而《伊利亚特》中的宙斯是个懂得如何运用权术和擅搞政治平衡的行家。

同幸福的神祗相比，凡人是“可怜的”或“可悲的”。人的一个程式化用语是deiloisibrotoisi（悲苦的众生）。神的生活，由于超越了死的禁限，因而既没有人生的艰难，也缺少人生的严肃和厚重。按照诗人的观点，神们理所当然地拥有几人想要而又不那么容易得获的东西，并把它们赠送给可怜的、在体力、心力和智力方面都受到极大局限的凡人。对这些不幸的苍生，神是勇力、智慧和权威的赐造者。阿基琉斯凭着神的赐助而勇冠群雄，阿伽门农则凭藉神赋的权杖得以王统阿耳吉维人。如果说某人特别聪明，那是因为神给了他智慧；相反，倘若有人干出傻事，那就可能是因为神们夺走了他的睿智。神给了赫尔卡斯卜占的奇术（1-71），给了菲瑞克洛斯制作的绝艺（5-59-61），使菲弥俄斯获得唱诗的灵感（《奥德赛》22-347）。好猎手的技艺得之于阿耳忒弥丝的教诲，好射手的强弓得之于阿波罗的馈赠。

荷马的史诗世界里不存在“盲目”、“偶然”或和事态的正常及一般状态对比而言的“偶发现象”。自然界和人世间的一切事端和现象，如果不是人为的，便是神的手笔。雷电是宙斯送来的，地震是波塞冬制导的，性爱是阿芙罗底忒驱怂的。《伊利亚特》里没有什么不能解释的事情。对人物作出的重大决定，荷马一般采用“双重动因”的解法（从中我们亦可看到人的作用；在荷马史诗里，人，尽管多灾多难，但决不是无足轻重的）。阿基琉斯作出夺取阿基琉斯女伴的决定，一则因为自己生性刚蛮，二则也因为受到神力的驱使（19-86-90）。同样，雅典娜的劝阻和阿基琉斯的抉择使他避免了和阿伽门农的火并（1-188-218）。在第九卷里，狄俄墨得斯预言阿基琉斯将重返战场，受（他自己）心灵的驱使，神明的催督（703）。对一些重大战事（和赛事）的处理，荷马亦常常沿用这一方法。帕特罗克洛斯死于神力和凡人战力的混合；同样，赫克托耳的死亡归之于阿基琉斯的骁勇和雅典娜的帮忙。

按照荷马的神学观，除了神以外，人生还受到另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即命运或命限（moira，aisa）的制约和摆布。对命运，荷马一般不作人格化的描述；此外，moira亦没有家谱，不像一般神祗和神灵那样，可以找出祖宗三代。Moira的力量主要在于限定人生的长度或限度；凡人在出生的那一刻即已带上死亡的阴影（20-127-28，23-78-79，24-209-10）。凡人一般不能通过祈祷解脱命运的束缚。至少从理论上来说，命运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冲破或超越的。在第二十卷里，宙斯对众神说道，挟着由帕特罗克洛斯之死引发的暴怒，阿基琉斯可能冲破命运的制约，攻破城堡（29-30）。作为“神和人的父亲”，无所不能随宙斯自然握有冲破命运的神力。在爱子萨耳裴冬死前，宙斯曾考虑把他救离战场，只是因为遭到赫拉的强烈反对而作罢：

你打算把他救出悲惨的死亡，一个凡人，

一个命里注定要死的凡人？

做去吧，宙斯，但我等众神绝不会一致赞同。（16-441-43）可见，如果愿意，宙斯可以救出萨耳裴冬，但这么做可能会引起众神的反感，带出一系列连锁反应，破坏天体的和谐，产生难以预期的结果。

城堡及兵民

荷马史诗里的核心社区单位是城堡或城镇（polis，astu，Ptoliethron）。Polis既是兵民的集会地点，又是抗御敌人进犯的堡垒；既是社会活动的中心，又是进行贸易和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阿基琉斯的战盾上铸着两座城市，集中反映了兵民们在战争及和平时期的两种不同的生活景状。城堡的外围有一片农野或乡村地区，即agros或erga；城市和乡村一起组成“区域”或“地域”（demos，gaia）。广义上的polis往往包括城镇、郊区和城里城外的人民——由此组成荷马史诗中的一个基本的政治实体。

城堡的统治者是basileus（国王、王者）；某些王者或统治者（如阿伽门农等）拥有一个以上的城镇，而以王者居住的城堡为政治、军事和文化的中心。战时，basileus是本部兵民的统帅，下设若干分队，由头领们管带（1-171-72）。重要的社会行当包括信使、祭司等。在荷马史诗里，先知、医者、木匠和诗人同属“工作者”（demiourgoi）的范畴（《奥德赛》17-383-85），即用自己的手艺或本领为民众服务的人。荷马用laos、laoi、plethus、demos表示一般民众（或兵丁），即来自城堡的“公民”。来自外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