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湖

对他们最好的回报。这是多么高的境界。

二三十年前，父母条件不好，他们强烈希望我能够好好读书，考上大学，出人头地。大多数身在农村的学生都如此这般地被教育过，督促过，我觉得父母的督促尤为强烈。于是我一路外出读书，实现了他们的愿望。而在此过程中，我和他们本人、他们的家庭渐渐生疏，往往半年左右不回家，回家也只是上午到，下午走，宛如一趟郊游，捎带走若干土产。父母以把他们变成陌生人的方式实现了他们扬眉吐气的愿望。

婚后，尤其是有了女儿之后，我回家的次数非常频繁，一次次让父母大呼小叫地站在路边接着他们的孙女儿，然后在邻里面前嘚瑟不已。看着他们忘乎所以的状态，我觉得我的举措是对的，城郊之间的路越来越好走，开车不过一个小时，我要让自己经常回来，让父母在年近六十时感受到天伦之乐。即便如此，我还是觉得这一模式是有问题的，它建立在我们必须分开来的基础上。首先，分开来，然后，走近，充盈亲情，践行孝道。这多么别扭。

我问过离家几千里远的人，比如Coco，对父母及老家有何感受。他们的回答都是“非常好”“想家”“想回去”。这让我觉得，我的问题在于我和父母太近，我应该去更远的地方谋生，客观上，非春节不能回家，这样更纯粹，更符合我之前外出读书的轨迹。但他们也表示，不希望父母过来看自己，这很麻烦。这一点我感同身受，我甚至不能接受表弟在晚上十点钟打过来的持续十五分钟的电话，怎么能接受父母过来和我住十天半个月？

我没有问过陈尚龙这样依然和父母住在一起的人，他们有什么想法，是否觉得麻烦，烦躁，放不开手脚，父母的眼神总是充满了抱怨和指责。看来，我要抓紧去问问陈尚龙，你和你父母住一起有没有矛盾，衣食住行怎么处理，你想不想分家，想不想再出去打工？

陈尚龙，还有其他几个表兄妹，依然留在父母身边，这是我的另一种状态，只要当年若干次的升学考试中的某一次出了问题，我就是陈尚龙，遇到解决不了的事，也可能打电话给城里的亲人求救。

几年前，一个无比庞大的开发区计划开始推行，老家开始拆迁。2007年，家家户户门前被围上了红线，用于测量和计算，新的建筑不允许再建，一砖一瓦都不能添加。年底，拆迁完成。村民被安置到镇上的一个巨大无比的小区里。一直到现在，这个冠名“上林龙凤苑”的小区还在膨胀之中，给人的感觉是它已经有了生命，它的身体和灵魂都在膨胀中，它正在实现自己的愿望。

但直到2009年，分给我们家的房子还没有建好。父亲常常指着轰鸣的工地说：“我们的房子就在那边。”在新房子建成前，他们只能租先前拆迁户的多余的房子。这一住就是两年。两年里，母亲每天都郁闷烦躁。从几百平方米的院子，搬进几十平方米的公寓里，谁都会憋屈。老家的院子在当时当地是一景，除院墙、树木花草、楼房、猪圈、车棚和水泥场等常规配置外，还外挂了两个将近四十平方米的厨房，更为过分的是，院子里有菜地和鱼塘。那是一个关上院门都能实现自给自足、繁衍生息的院子。我大学暑假时，往往两个月都不迈出院门一步，从不觉得无聊和压抑。住进公寓，一切都成云烟了。

母亲不舒服的第二个原因是，她居然租房子住。她反反复复地在我耳边唠叨着：“我居然要租房子住，我辛苦了一辈子，现在居然租别人的房子住！”

在她看来，租别人的房子，是万般无奈之举，是居无定所、颠沛流离的象征。租别人房子住的人，是日子没有过好的人，是流民，是外来户。在以前的村子里，有一两家外来户，逐渐成了本地人，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即便如此，母亲和其他人一样，对他们始终抱有抵触和蔑视。人家已经安居乐业，鄙视的原因仅仅是：离开故乡，到了异地，租房子过渡。

不仅房子，母亲对一切租赁都心存抵触，任何事情，首先考虑的都是自己家的。不知道她的思维到底是停留在大而全的新中国时期，还是停留在家族与家庭解决一切问题的农业社会里，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母亲怀着对新住处的不适应和新身份的不适应度日如年，她一次次鼓励父亲到周边的村子里弄一块地，再复制一个当年的院子。地勉强可以找到，但非常偏远，往往都是在丘陵深处。考虑到安全和生活便利等问题，母亲放弃了。可笑的是，她的放弃和她对公寓的适应是同步的，她渐渐地发现住公寓没有想象的那么坏——她大概体会到广厦万间卧眠七尺的含义了。

到了2009年，经过竣工仪式、抓阄挑房子和简单装修后，父母终于搬进了属于自己的房子，母亲解决了困扰她的两大问题。她对住在小区里开始适应，同时，不用再租房子了。她开始了心满意足的生活，和大家一起歌颂拆迁和一系列政策。这是表面的，更为具体的是，她用研究村子的细致眼光打量这个小区，楼间距她很满意，绿化她很满意；从家到超市的距离非常远，步行正好充盈了老年时光；对停车场她也满意，因为那里总是有空位子，她想到我们回家不必到处找车位；对自行车棚她也很满意，有人在车棚下架起了煤炉用于烧菜熬汤，这让她回想起还在农村的时光，过去挺好，现在能局部回到过去，也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