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龙小传

费不见了，一千一百块，巨款，显然是被偷了。我怀疑某个家境很差而且大大咧咧的同学，陈尚龙断然否定是这人干的。我说那就跟老师汇报了，也遭到否定，他让我盯着一个人，看他最近花钱是否比较爽快。我说这怎么能看出来。陈尚龙说，看他买不买水果，买得多不多。我按他的判断观察了大约一个星期，跟陈尚龙说，买得确实很多，一次有四五个苹果和一挂香蕉，一次有十来个苹果，很大。后来，过了很久，陈尚龙塞给我一沓钱，两千两百块，是我被偷的一倍。1997年左右，这笔钱几乎可以让人有闯荡江湖的豪气了。再看看那位同学，沉默了起码一年，在教室里沉默，回到宿舍近在咫尺，也沉默。我心安理得地上课睡觉，外加踢球。高中时我开始踢球，技术非常差，但大家都知道我踢球，一踢球就找我，而且在场上多少对我存着畏惧，只要我不射门，怎么带球传球都没人来跟我拼——似乎是陈尚龙在踢球。

一次我们回家，在天色将黑没黑的时候跳下中巴车，站在灰尘漫天的镇子外围。我们想着拦一辆三轮摩托回家。一个跟我们年纪相仿的家伙坐在一辆摩托车上耍酷，应该是在等人。陈尚龙说，他以前在校门口堵过我。我看看那人，没有印象。陈尚龙把脏兮兮的牛仔包递给我，然后慢慢走过去，一拳打在那人脸上，直接把他打在地上，摩托车随即翻倒，压在他身上，陈尚龙再踹上几脚，我看得很真切，每一脚都踹在脸上。然后我们没命地朝镇子中央跑去，混在下班后的人群里。

每次都是我叫辆摩的，把我们送到村口，陈尚龙往上，爬一段路回家，我往回走，走几步回到村子最东边的家。那天我们神秘兮兮地提前下车，然后走山路，防止被跟踪。我们在漆黑一片的丘陵里走着，脚下的山间小道有时候几乎难以觉察，让人心惊胆战。我问陈尚龙：“当年我们也都欺负过你们，你是不是也要一个个报复，一个个打一顿？”

陈尚龙说：“都是邻居，我怎么会打他们。但是我会报复。”

“我家人好像也欺负过你父母，你不会找我麻烦吧？”

“你家人就是跟着说几句，没有欺负过我们，再说我们这么多年兄弟了。”陈尚龙说着，拍了拍我肩膀。那一刻我们的关系不仅升华，而且固化。

高中三年的生活高度紧张，因此所有的乐趣都那么弥足珍贵，令人难忘。陈尚龙说，他高中最难忘的事，是我去一个小区里跟一个女生约会，他陪着我。那也不算约会，女生家在一楼，我像个傻×一样站在窗外跟她聊天，而陈尚龙像个傻×的影子一样站在旁边的树下等我，三四个小时过去了，他抽了两包烟，绕着树走了几公里那么远，而我一直站着，说着，说完再见转身的时候，我双腿麻得没有知觉，直直地摔倒在地上，陈尚龙架着我走了几百米，其中一半是拽着我走，直到我能走路。我问他，这有什么意思呢？陈尚龙说，就是那个晚上，他觉得，男女之间毫无必要，男女之情毫无意义。

我高中阶段最难忘记的事同样和陈尚龙有关。当时校门口有一家卖烤羊肉串的，是否是真羊肉不得而知，但烧烤本身对我们贫乏的味觉产生了强烈的刺激，我是常客，几乎每天晚上晚自习之后都和陈尚龙一起去吃几串，一人三串、五串或者十串。我和卖烤羊肉串的外地年轻人没有什么话说，陈尚龙很快和他熟悉起来，以至于很长时间都是陈尚龙带我去，我付钱，每次都会送我们三五串。后来对面多出了一家摆摊的，烧烤的品种比这一家要丰富，严重影响了这边的生意。一天晚上，吃完之后，按惯例我们得回宿舍，陈尚龙说，等等。过了会儿，我说该走了，陈尚龙还是说，等等，也没让我先走。等到走读的学生都基本离校，巷子里空无一人寂静无声时，陈尚龙走过去，把对面的小摊子掀翻在地，对着那个中年人踹了几脚。全部过程只用了十来秒钟。随后陈尚龙朝校外的巷子里跑去，转眼不见了。我们在这边，沉默地看着那个人挣扎着起身，收拾，默默地推着车子走出巷子。那个人再也没有来过，在几天之后经过确认，卖烤羊肉串的人请我们免费吃了一顿。陈尚龙一脸愁苦地坐在那里，一根根地吃掉了免费的羊肉串，我以为他会得意扬扬地跟摊主吹牛，但没有。摊主也报以沉默，我百无聊赖，走到对面的旧书摊看看。在这晚，我买了一本《星光》老杂志，主题是回忆顾城，还买了一本文学杂志，上面有王小波的小说《白银时代》和后来引起抄袭争议的《哈扎尔辞典》。这两本杂志让我开始接触了一个狭义的词汇：文学。

2000年夏天，我们拿到了大学通知书，我读了本地一所大学的中文系，陈尚龙读计算机系。对此，我们没有又在一起的激动，高中三年足够了，大学又在一起，简直让人厌倦。那年夏天，本该具备一种释放之后的狂欢气息，但是陈尚虎去江里小洲上割芦苇，掉到江里淹死了。陈尚虎已经是大龄青年，但一直未婚，主要的原因就是穷，家里盖不起楼房，在2000年还盖不起楼房，就很难在乡村立足了。但陈尚龙家连平房都盖不起，只能把旧的一再翻新。外来身份也是结婚的一个障碍，从来只有本地男人娶外地女人以满足“这里是世界中心”的愚蠢感受，极少有外来的人娶本地女人做老婆。但人终究要结婚，在不间断的努力之下，陈尚虎终于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