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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四十年，张爱玲不曾再见过任何一个亲人，唯一的弟弟张子静一九八九年和她通上信，得来两句“没能力帮你的忙，是真觉得惭愧，唯有祝安好”，张爱玲和好友宋淇、邝文美夫妇越洋写信，倒哕哕唆唆有说不完的话和问候。《张爱玲私语录》里那些机智可爱闪闪发亮的句子，像是一个没有防备的人在知己前的天真健谈。她说：“世上最可怕莫如神经质的女人”，“文章写得好的人往往不会捡太太”。还有还有——“面对一个不再爱你的男人，作什么都不妥当。衣着讲究就显得浮夸，衣衫褴褛就是丑陋。沉默使人郁闷，说话令人厌倦。要问外面是否还下着雨，又忍住不说，疑心已问过他了。”邝文美形容张爱玲在陌生人面前沉默寡言，不善辞令，可是遇到知己时，就仿佛变成另外一个人（邝文美，《我所认识的张爱玲》，发表于一九五七年香港，今收入《张爱玲私语录》，台湾：皇冠，二〇一〇年七月出版。）。就很能说明张爱玲热情和孤僻两面衝突的性格。

一般人总以为父亲和胡兰成是张爱玲一生的痛点，看完（《雷峰塔》与《易经》，你才发觉伤害她更深的，其实是母亲。“雷峰塔”一词，囚禁女性意味浓厚，也几乎有《阁楼上的疯妇》（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的隐喻。雷峰塔囚禁的两个女人，一个叫七巧，一个叫长安，母女俩同样戴了沉重的黄金枷锁，小说早已预示了真实人生。张爱玲《易经》里有一段描述当年被迫结婚的母亲隆重的花轿婚礼：“他们给她穿上了层层衣物，将她打扮得像尸体，死人的脸上覆着红巾，她头上也同样覆着红巾。婚礼的每个细节都像是活人祭，那份荣耀，那份恐怖与哭泣”，“每一场华丽的游行都敲实了一根钉，让这不可避免的一天更加铁证如山”。张爱玲描述的婚礼犹同葬礼中封椁钉棺，恐怖已极。她和母亲一样，奋力想挣脱传统的枷锁，却终其一生，带着沉重的枷劈伤了好几个人。女儿总是复製母亲的悲剧，无止无歇，于张爱玲，还加上了对母亲的不信任，雷峰塔于是轰然倒塌。

张爱玲带着这童年的巨创，度衡并扭曲了所有的人际关係，直到人生的终点，还在《对照记》里恋恋于母亲年轻时的美丽，这种爱恨交织的纠结，证明了她从来不曾从母亲带给她的伤害中走出来（倒不是父亲或胡兰成，《对照记》里这两男人连一张清楚的照片也没有）。张爱玲《私语》一文曾提到“能爱一个人爱到问他拿零用钱的程度，那是严格的试验”，“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在现实人生中，正是这些琐碎的难堪，尤其是钱，是使她看清了母亲，也一点一点毁了她对母亲的爱。

《雷峰塔》起首是母亲出国离弃了她，《易经》的结尾则是战事中拼了命回到上海，那栋母亲曾住过的公寓。“打从她小的时候，上海就给了她一切承诺”，这句话潜意识里或有对母亲的依恋，尤其是《易经》用了极大的篇幅着墨母女之间，这是张爱玲早期作品不曾有过的。《雷峰塔》起笔于一九五七年，正是她母亲去世前后（父亲则一九五三年就已去世），是否也说明了什么？正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小团圆》的动笔，也是张爱玲听闻（亲近胡兰成的）朱西宁欲写她的传记，才起的想头，何不自己来写胡兰成？

在《易经》里，一个首次坦露的具体情节，是母亲杨露从国

外回来探视正读香港大学生活拮据的琵琶，当时历史老师布雷斯

代（这段情节《小团圆》稍稍提及，没有细节，历史老师名为安竹斯。）好心资助了琵琶一笔八百元的学费，琵琶将这好不容易得来的

一点钱全数交给了母亲，后来竟无意间发现母亲轻易把这钱输在牌

桌上了。杨露以为女儿必然是以身体作了交换，她催促琵琶亲自

前往老师住处道谢，之后并偷偷窥看琵琶入浴的身体，想发现异状，

这事却使琵琶感到羞辱极了。

任何人读了母女间这样的对话后，都要毛骨悚然：

再开口，声音略显沙哑。“比方说有人帮了你，我觉得你心里应该要有点感觉，即使他是个陌生人。”

是陌生人的话我会很感激，琵琶心里想。陌生人跟我一点也不相干。

“我是真的感激，妈。”她带笑说，“我说过我心里一直过意不去。现在说是空口说白话，可是我会把钱都还你的。”

“我知道你爸爸伤了你的心，可是你知道我不一样。从你小时候，我就跟你讲道理。”

不！琵琶想大喊，气愤于露像个点头之交，自认为极了解你。爸爸没伤过我的心，我从来没有爱过他。

——《易经》（第一二一至一二二页）

这是一个多时不见母亲的女儿，巴巴地转两趟公交车到浅水湾饭店的对话。何等扭曲的关係，父亲叫作“二叔”，母亲叫作“二婶”，比陌生人还紧张防备，时时记得还钱还情，永远看到母亲在整理行李。琵琶从父亲和继母的家领受到寄人篱下的羞辱，从母亲和她不断更换的男友感到另一种无靠。最后母亲告诉她当初被自己的母亲逼迫结婚，并暗示了她为何不能如此有所图报，母女间的信任决了堤。

琵琶不敢相信自己原先居然还想依靠她，在狂奔回宿舍之后，噩梦追逐，痛楚圈禁，一辈子都没有回过神来。在荣华表象下，她只像小猫小狗般地妆点着母亲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