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窗前，背对着赵四。
窗外夕阳西下，给校园里的老建筑镀上一层金红色。
“我手头有三个研究生。”
王教授终于开口，声音很轻，但很清晰。
“一个搞半导体物理的，叫周明，父亲是鞍钢的老工人，这孩子踏实得像块铁。”
“一个搞电路设计的，叫吴晓芸，是个姑娘，心细如发，做模拟电路连零点几毫伏的误差都能揪出来。”
“还有一个……”
他转过身，“叫刘志远，今年才二十一，本科还没毕业。”
“但已经把我实验室里那台老计算机的汇编语言摸透了，自己写了个小操作系统。”
赵四的眼睛亮了。
“但他们都有缺点。”
王教授盯着赵四，“周明太闷，三天说不了一句话。”
“吴晓芸身体不好，有哮喘。“
“刘志远……太聪明，聪明得有些傲气，跟谁都处不来。”
“我要了。”赵四毫不犹豫。
“你不再考虑考虑？”
“王教授，”赵四站起身，走到老人面前，“您说的这些不是缺点，是特点。”
“搞技术的人，要的就是这股劲儿。”
“坐得住冷板凳的耐性，揪得住细节的认真，还有不服输的傲气。”
王教授看着赵四，看了很久，忽然笑了：
“你啊，还是当年在‘盘古’时的样子。”
“行，人我给你。但赵明，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您说。”
“照顾好他们。”
王教授的声音有些发颤，“这些孩子……都是好苗子。”
“别让他们……别让他们白白付出。”
赵四郑重地点头：“我答应您。”
从清华出来时，天已经擦黑。
赵四骑着那辆老自行车，穿行在暮色中的北京胡同里。
车筐里放着王教授给的三个学生的档案材料，薄薄的几页纸，却沉甸甸的。
他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
接下来的一周，赵四又跑了北大、中科院、邮电科学院……
他见的每个人，说的每句话，都围绕着同一个核心：
我们需要人，需要最优秀的人，去做一件可能看不到结果但必须去做的事。
有人听完直接摇头：“太玄了，赵总工，不是我不支持，是实在看不到可行性。”
有人犹豫再三：“让我想想，我得跟家里人商量。”
但也有人，眼睛一下子就亮了。
在北大理科楼一间堆满演算纸的办公室里，赵四见到了数学系的青年教师杨振华。
三十出头，戴着厚厚的眼镜，衬衫袖口磨得发白。
赵四只说了十分钟，杨振华就站了起来，在狭小的办公室里踱了两步，然后转身：
“赵总工，您说的那个指令集优化问题，是不是可以转化为图论中的最短路径问题？”
赵四一愣，随即激动起来：“对！就是这个思路！您怎么会……”
“我硕士论文做的就是这个方向。”
杨振华推了推眼镜，有些不好意思，“但毕业后分配来教书，一直没机会应用。“
“赵总工，如果您不嫌弃，我……我想加入。”
在中科院半导体所，赵四见到了五十多岁的研究员孙立人。
早年留苏归国，因为“成分问题”一直在一线做实验，没能带项目。
赵四说完，孙立人沉默了很久，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叠发黄的稿纸：
“这是我六三年开始整理的半导体工艺笔记，苏联的、美国的、日本的……”
“我能找到的资料都在这儿了。”
“赵总工，我老了，带不了大项目，但如果您需要个看炉子、调参数的老师傅……”
“我随时可以。”
在邮电科学院的通信实验室，赵四见到了四十出头的女工程师陈芳。
国内最早研究数字信号处理的那批人之一。
听完赵四的介绍，陈芳没有马上表态。
而是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个简化的通信系统框图，然后在“编码”和“解码”两个模块上重重画了圈：
“赵总工，您说的芯片设计工具，本质上也是编码。”
“把逻辑功能‘编码’成晶体管布局。”
“我们搞通信的，最懂怎么设计高效、可靠的编码系统。”
“这个课题，我感兴趣。”
七月流火，北京的夏天闷热难当。
赵四的办公室墙上，挂起了一张巨大的人员联络图。
一个个名字被写在卡片上，用不同颜色的线连接。
红色代表已确定加入，蓝色代表在接触中，黄色代表有待进一步考察。
陈启明、林雪、张卫东的三个小组已经扩充到了十几人。
新来的周明、吴晓芸、刘志远迅速融入了团队。
周明跟着林雪跑工艺线，吴晓芸协助陈启明分析电路，刘志远则和张卫东一起捣鼓设计工具。
两个聪明人时而激烈争吵，时而一拍即合。
杨振华正式办理了借调手续，带着他那堆图论和算法书搬进了气象站旁边临时腾出的平房。
孙立人每周三天从半导体所过来，手把手地教年轻人怎么调试扩散炉的温度曲线。
陈芳更是干脆，直接带着两个徒弟加入了项目，开始着手研究逻辑综合算法。
七月底的一天傍晚，楚怀远亲自来了气象站。
老人没让人通知，自己拄着拐杖，慢慢走进了赵四的办公室。
赵四正在墙上那张联络图前标注着什么，一回头，愣住了：“楚老？您怎么……”
“来看看你的‘黄埔军校’办得怎么样了。”
楚怀远笑了笑，走到图前，眯着眼睛看那些密密麻麻的名字和连线。
看了足足五分钟。
然后他转身，在赵四那张旧沙发上坐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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