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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确凿证据，陈国平被连夜传唤。在审讯室里，他最初的镇定终于出现裂痕。
“陈国平，解释一下你办公室样品药上的氰化钾。”林海将检测报告推到他面前。
陈国平盯着报告，手指无意识地蜷缩，脸色渐渐苍白。长时间的沉默后，他开口，声音干涩：“我……只是想让他们安静。”
“他们？”
“那些质疑我、挑战我专业判断的人。”陈国平的眼神变得空洞，语气却出奇地平静，仿佛在阐述一个医学原理，“沈国栋，他质疑我开的自费药，认为我在赚回扣。三个月前的赵建国，他家属到处跟人说我的治疗方案保守，耽误病情。还有消化科那个老太太的女儿，居然向院办投诉，说我同学用药过度……”
“所以你就杀了他们？”林海难以置信。
“不是杀！”陈国平突然激动起来，又迅速压低声音，带着一种扭曲的理性，“是……终止无意义的痛苦和争执。他们的病情，本身已经注定走向不好的结局。他们的质疑和抱怨，干扰了正常的医疗秩序，影响了其他病人的治疗环境，也……伤害了医生的尊严和权威。”
他推了推眼镜，恢复了一些镇定：“我用的是最快速、痛苦最少的方式。氰化物，细胞窒息，意识丧失很快。比心衰后期的呼吸困难、癌痛折磨，要人道得多。而且，看起来就像疾病自然的终点。家属不必在漫长的陪护中耗尽心力，医院资源也能更合理地分配。我……我是在优化流程，减少不必要的医疗消耗和情感损耗。”
一套极度冷酷、完全物化生命的逻辑。在他眼中，病人不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需要“处理”的“病例”，那些提出质疑的，成了需要被“清除”的“干扰因素”。他将自己视为医疗体系的“调节者”和“清洁工”，用最“高效”的方式，“解决”掉那些“麻烦”的病人。
“你怎么做到的？”林海问。
“样品药。我会提前准备好涂有微量氰化钾包衣的药片，替换掉样品板中的一片。当目标病人正好使用那个厂家、那个批次的药时，我就有机会。”陈国平甚至露出一丝近乎得意的神色，“我会在查房或单独交代病情时，将‘加工’过的整板样品药‘无意’中留在护士站，或者直接交给责任护士，说这是新到的样品，让病人试试这个牌子。护士通常不会怀疑。发药时，那片特别的药，就会混在普通的药里，被病人服下。包衣溶解很快，核心药片有时甚至来不及完全崩解，人就已经……结束了。”
他精确计算了剂量，确保致死，又尽量减少尸体上过于典型的中毒体征。他选择夜间或清晨，因为这两个时段医护人员少，抢救反应可能延迟，死亡更容易被归结为疾病突发。他挑选病情相对稳定但有基础重病的患者，这样突然死亡在医学解释上不至于太突兀。
“你为什么选择氰化物？”
“实验室能拿到，剂量小，起效快，症状有时与缺氧性心脏事件有重叠，容易混淆。”陈国平顿了顿，“而且……干净。”
又是“干净”。林海想起“干净的画”里那个凶手对“洁净”的偏执。不同的领域，同样扭曲的、对“有序”和“无瑕”的病态追求。
“你就不怕被发现？”
“我认为我的设计很完美。疾病本身就是最好的掩护。”陈国平的脸上终于掠过一丝疲惫和……茫然，“直到那个老教师……太平间的人多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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