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没文化，没技术。”
郝宜彬说。
“因为…”高佳榕想了想，“因为出路太少，只能种地。”
“都说得对，但都不全面。”
李石曾推了推眼镜，目光扫过众人，“我这些年，去过欧洲，去过日本，看过他们的农村。
他们的农村，也曾穷过，苦过，但现在，好多了。
也有大农场主雇佣人员种很多土地，所以农村土地现象兼并严重、贫富差距也只表面现象。
我们不能犯“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错误，大家都穷这样大家心理才舒服的毛病，核心是要让整个农村都富起来。
为什么？”
没人回答。
“因为工业。”
李石曾说，“欧洲、日本，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到处都是工厂。
农民种地不挣钱，可以去工厂做工。
工厂需要工人，农民需要工作，两全其美。
农民进了城，挣了钱，农村的人就少了，人均土地就多了。
人均土地多了，收入就高了。
收入高了，就有钱交税，有钱让孩子上学，有钱改善生活。”
他顿了顿，看众人都在认真听，继续说：
“而且，工业发展了，国家税收就多了。
税收多了，就可以减农民的税。
农民少交税，手里的钱就多了。
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可我们国家没有工业啊。”
苏清墨说。
“对，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李石曾点头，“我们没有工业，或者说，工业太弱。
你们看看，我们日常用的，面粉、洋油（煤油）、洋蜡（蜡烛）、洋布、洋皂（肥皂）、洋烟、荷兰水（汽水）、洋火（火柴）、纸张、钢笔、墨水、铅笔、甚至洋钉（铁钉）、铁锹、洋铁皮、洋灰（水泥）、化妆品、洋车等等，哪样不是进口的？
为什么进口？
因为我们造不出来，或者造得不好，造得贵。
国立北平图书馆、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的设计师是丹麦建筑师莫律兰来做设计，他要的价格非常高，为什么不能我们自己来设计呢？
法国的贝熙业大夫的医术很高明，但是他们的西药更厉害，这些西药卖的非常贵，如果我们能够学习到这些医术，能够生产这些西药，那么看病就会便宜很多，大家都能够看得起病。
钱都让外国人赚去了，我们越来越穷。”
“那怎么办？”
林怀安问。
“办工业，学技术。”
李石曾说得很干脆，“所以我才办中法中学，才送学生去法国勤工俭学。
我们要学外国的技术，回来办自己的工厂。
我们要造自己的机器，自己的枪炮，自己的火车。
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强，农民才能富。”
“可这要很久…”
王伦小声说。
“是很久，也许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李石曾看着她，目光温和但坚定，“但再久，也得做。
不做，就永远没有希望。
做了，哪怕我们这一代看不到，下一代，下下一代，总能看到。”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望着窗外。
“你们看温泉村，为什么比其他村好一点？
因为这里有温泉，有疗养院，有城里人来。
城里人来了，要吃饭，要住宿，要买东西，村民就能挣钱。
虽然挣得不多，但总比没有强。
而且，因为城里人常来，村里的路修了，卫生搞了，环境好了。
这就是城市对农村的带动。”
他转回身，看着这群年轻的学生：
“你们做社会调查，很好。
但不要只看到问题，也要看到希望。
温泉村就是希望，合作社就是希望，豆腐坊就是希望。
虽然小，虽然弱，但它在生长。
而你们，就是让这希望长大的人。”
“我们…能做什么？”
苏清墨问。
“好好读书，学知识，学技术。
要用工业革命来解决当下农村问题，不要用农业来解决农村问题，扬汤止沸，就如同你生病了要借助药物来治疗，而不是靠自身饥饿、靠割肉来治疗。”
李石曾说，“然后，去办工厂，去搞科研，去当老师，去当记者。
每个人，在自己位置上，做自己能做的事。
工厂多了，农村就有出路了。
报纸敢说话了，问题就有人关注了。
学校多了，孩子就有希望了。
这不只是农村的事，是国家的事，是民族的事。”
他走到林怀安面前，拍拍他的肩膀：
“你们还年轻，路还长。
记住今天看到的，记住今天听到的，然后，去做。
哪怕只能改变一点点，也要去做。
因为这一点点改变，可能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说完，他对王崇义点点头：
“王老师，我们接着说学校的事。”
两人走出教室，留下八个年轻人，面面相觑，心潮澎湃。
李石曾走后，教室里久久无人说话。
每个人都在消化刚才听到的话。
工业，技术，教育，国家，民族…这些词，在课本上见过，在演讲中听过，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具体，如此沉重，又如此充满希望。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苏清墨轻声重复着这句话，眼中闪着光。
“可我们这点小火苗，能烧起来吗？”
马凤乐问，语气不再像刚才那样沮丧，而是带着一丝期待。
“烧不烧得起来，得烧了才知道。”
林怀安站起身，目光扫过众人，“李先生说得对，我们能做的，就是去做。
从能做的事做起，从眼前的事做起。”
“比如，教孩子识字。”常少莲说。
“比如，写调查报告。”苏清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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