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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安平拿出几个木片，上面刻着简单的符号，“这是我给你们做的‘账牌’。
一个符号代表一种货，一个符号代表一块钱，一个符号代表一毛钱。
你们不识字，就用这个。
卖了什么，画个符号，收了多少钱，画个符号。
晚上回家，找我，或者找铁柱，帮你们算。
时间长了，你们自己就会了。”
他把“账牌”分给大家，手把手地教。
这个符号是蘑菇，那个符号是鸡蛋，这个是钱，那个是秤。
村民们学得慢，但很认真，因为他们知道，这关系到他们的饭碗。
“谢先生，你这一说，我好像开窍了。”
卖鸡蛋的妇女兴奋地说，“我以前卖鸡蛋，都是一个价，五分一个。
可有时候，鸡蛋大，有时候小，都一个价，亏了。
以后我分大小，大的六分，小的四分，这不就赚了？”
“对！”
谢安平竖起大拇指，“王婶，你开窍了！做买卖，就得动脑子。
不动脑子，永远被人坑，永远赚不到钱。”
“那要是人家嫌贵，不买呢？”老汉问。
“那就看你会不会说了。”
谢安平笑了，“你要会说，说你的鸡蛋是散养的，吃虫子的，营养好。
说你的蘑菇是山里的，没污染，味道鲜。
说你的核桃是今年的新货，补脑子。
说得好了，人家就愿意多花钱。”
“这……这不是骗人吗？”
妇女犹豫。
“不是骗人，是说实话。”
谢安平说，“你的鸡蛋是不是散养的？
你的蘑菇是不是山里的？
你的核桃是不是新的？
是，就实话实说。
不是，就别瞎说。
做买卖，诚信是根本。
骗一次，人家下次不来了，亏的是你自己。”
村民们点头，若有所思。
这些道理，他们从来没听过，但一听就懂，因为是他们每天都在经历的事。
“谢先生，”
老汉忽然问，“你懂得这么多，以后……以后还能教我们吗？”
谢安平心里一酸。
他看看这些布满皱纹的脸，这些粗糙的手，这些渴求知识的眼睛，重重点头：
“能。我给你们留个地址，你们有什么问题，写信给我。我不懂的，去问老师，问懂行的人，再告诉你们。”
“可我们不识字啊。”
“让铁柱写，让招弟写。”
谢安平说，“他们识字，让他们帮你们。
你们说，他们写，写完寄给我。
我回了信，他们念给你们听。”
同样的对话，同样的承诺。
在这个祠堂里，在离开的前一天，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架起了一座桥。
一座从山村通往城市，从无知通往知识的桥。
虽然这桥很窄，很摇，但毕竟，有了桥。
夕阳西下，祠堂里的最后一课，终于结束了。
孩子们没有像往常那样欢呼着跑出去，而是静静地坐着，看着先生们。
先生们也看着孩子们，谁都没有说话。
祠堂外，村民们又来了。
这次人更多，几乎全村的老少都来了。
他们提着篮子，挎着筐，里面是煮熟的鸡蛋，新蒸的窝头，晒干的山货，还有一双双新纳的鞋垫。
“先生们，一点心意，路上吃。”
刘长贵把篮子塞给林怀安。
“这怎么行……”
林怀安推辞。
“拿着！”
一个老汉把一包核桃塞进他怀里，“你们教孩子认字，教我们记账，这是天大的恩情。
我们穷，没啥好东西，就这点山货，你们别嫌弃。”
“先生，这双鞋垫，是我连夜纳的。”
一个妇女把鞋垫塞给苏清墨，“你们走的路多，垫着，脚不疼。”
“先生，这几个鸡蛋，路上饿了吃。”
招弟娘把一篮鸡蛋塞给常少莲，眼泪汪汪的，“招招这孩子，给你们添麻烦了……”
“不麻烦，招弟很聪明，学得很快。”
常少莲接过鸡蛋，也红了眼圈。
“先生，这个给你。”
铁柱跑过来，把一个木刻的小鸟塞给王伦，“我刻的，刻得不好……”
“好，很好。”
王伦接过，小心地放进怀里，“我会好好收着。”
“先生……”
“先生……”
一声声“先生”，叫得人心头发烫。
八个年轻人，接过的何止是鸡蛋、窝头、鞋垫，是沉甸甸的情谊，是滚烫的信任，是无法推辞的真心。
“乡亲们，”
苏清墨走到前面，声音哽咽，“这半个月，我们没做什么，只是尽了本分。
可你们，给了我们太多。教我们知道了生活的苦，也知道了人心的善。
我们会记住北安河，记住你们，记住这些孩子。”
“我们也会再来的。”
林怀安说，“也许明年，也许后年。
到时候，我们希望看到，孩子们都识字了，夜校还在办，村里的日子，好过一点了。”
“一定，一定！”
刘长贵用力点头，“先生们放心，夜校，我们接着办。孩子们，我们督促他们学。日子，总会好起来的！”
“先生再见！”
“先生一路平安！”
“先生一定要回来啊！”
在村民们的簇拥下，在孩子们的哭喊声中，八个人背着行囊，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祠堂，离开了北安河村。
铁柱和招弟跟着跑出老远，直到大人们喊，才停下来，站在村口的土坡上，用力挥手。
夕阳把他们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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