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脸上。
现在，他自己成了那个“下车”的人。
他把钱装回尼龙包，拉链拉好，抱在怀里。包很沉，二十五斤半——他后来才知道，一万百元钞票大约重一斤。二十五万五千，就是二十五斤半。
抱着这袋钱，他转身准备离开巷子。
就在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迎面走来。
老宁波。
他今天看起来精神多了，头发重新梳过，换了件挺括的衬衫，手里拿着个黑色公文包。看见陈默，他眼睛一亮。
“小陈！正好找你！”老宁波快步走过来，“我听说你手里还有认购证？卖不卖？我出高价！”
陈默抱紧了怀里的尼龙包：“刚卖了。”
“卖了？”老宁波的笑容僵了一下，“卖了多少？”
“十七张。”
“多少钱？”
陈默犹豫了一下：“一万五。”
“一万五？！”老宁波音量提高了八度，“你疯啦！现在市场价一万七！吴老板放话要收到两万！”
巷子里的人都看过来。陈默感到脸发烫，但他没说话。
老宁波盯着他怀里的尼龙包，眼睛里的光变了变，从惊讶变成惋惜，又从惋惜变成一种近乎优越的同情。
“小陈啊，你太年轻了。”他摇摇头，语气像长辈教育晚辈，“投资这种事，要沉得住气。你看我，上次一万二买了五张，现在涨到一万七，我卖了吗？没有！我不仅没卖，今天还要再买两张！”
他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报纸包，打开，里面是厚厚的钞票：“三万四，现金！等会儿就去买两张！等涨到两万，我就能赚……”
他开始计算，手指在空中比划，嘴里念念有词。
陈默看着他兴奋的脸，突然想起了什么：“宁波叔，您上次那五张，后来卖了吗？”
老宁波的计算被打断，愣了一下：“卖？没有啊！为什么要卖？还在涨呢！”
“那您上次说，赚了十五万……”
“那是账面盈利！账面！”老宁波强调，“真卖了才是真赚。但我现在不卖，因为还会涨！”
陈默明白了。老宁波的五张认购证，从一万二涨到一万七，账面赚了两万五。但他没卖，所以这只是“可能”的利润。而现在，他又要花三万四买两张，继续“可能”赚更多。
但问题是，如果价格下跌呢？
他没问出口。因为他知道答案——在老宁波的世界观里，没有“下跌”这个选项，只有“涨”和“涨得更多”。
“宁波叔，”陈默最后说，“您多保重。”
“保重什么？”老宁波没听懂，“你也真是，一万五就卖了，少赚好几万呢！不过算了，你还年轻，以后机会多的是。”
他拍拍陈默的肩膀，像在安慰一个做错事的孩子，然后抱着公文包，兴冲冲地走进巷子深处，去找卖家了。
陈默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昏暗的巷子里。
怀里的尼龙包沉甸甸的，二十五万五千现金，是他这辈子见过最多的钱。用十七张纸换来，每张纸的成本是三十元。
五百倍的收益。
按说应该狂喜，但他没有。只有一种奇怪的平静，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失落。
因为他知道，自己可能真的卖早了。如果等到两万，能多赚八万五。八万五，在包子铺要干五十六年。
但这个“如果”，是建立在“价格会继续涨”的前提上的。而老陆的数据，他自己的分析，还有和平饭店那些悄悄出货的背影，都在说：前提可能不成立。
所以他选择了卖。在分歧中卖，在别人看涨时卖，在可能少赚的代价下，换取确定的利润。
这就是“卖在分歧”。反人性的，孤独的，需要承担“可能错误”的心理压力的决定。
陈默抱紧尼龙包，走出巷子。阳光刺眼，他眯起眼睛。
街道上人来人往，自行车铃声，汽车喇叭声，小贩的叫卖声。这些声音如此平常，平常到让他觉得怀里的二十五万像个不真实的梦。
他快步走着，警惕地观察四周。二十五万现金，在1992年的上海，足以让人铤而走险。他把尼龙包抱在胸前，用外套遮住，尽量不引人注意。
回亭子间的路上，他脑子里反复回放着刚才的场景：自己点钱时颤抖的手，胖子验货时专注的眼神，老宁波那种“你卖早了”的惋惜表情。
两个世界。一个选择“下车”，锁定利润；一个选择“加仓”，追逐更高收益。
谁对谁错？现在还不知道。要等时间给出答案。
但他知道，自己的选择是基于分析，基于纪律，基于对风险的认知。而老宁波的选择，是基于情绪，基于贪婪，基于“这次不一样”的信念。
这就是区别。
回到亭子间，他锁好门，拉上窗帘。在昏暗的光线下，他把二十五捆钱从尼龙包里拿出来，在床上排开。
二十五捆，每捆一万，像二十五块砖头。还有五千散的，他仔细数了三遍。
全部加起来，二十五万五千。
加上之前卖五张认购证的四万五，加上卖出部分新股套现的十二万，加上账户里还持有的股票市值约三百万……
他不敢算总数。那个数字太巨大，大到让他害怕。
他在床边坐下，看着这些钱。它们不说话，没有温度，只是纸。但就是这些纸，能换来房子，换来衣服，换来尊重，换来未来。
这就是财富吗？是，也不是。
财富是这些纸的购买力，也是持有这些纸时的心态，更是获得这些纸的过程中所展现的——或者所失去的——那些东西。
比如理性，比如纪律，比如独立判断的勇气。
陈默起身，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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