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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电光下,文件标题清晰可见。宋启明的心跳加快了——这些正是他想要找的东西,但数量远超预期。
他看了一眼手表:七点三十五分。Miller教授通常会在俱乐部待到九点左右,加上来回时间,最晚九点半回家。他还有一个多小时,但需要预留撤离时间。
宋启明将文件小心地摊在书桌上。文件分为几叠,每叠都装订整齐,显然经过整理。他快速浏览标题:
第一叠:《亚欧会议后续合作框架及未公开协议摘要》
第二叠:《东亚金融市场波动分析及危机预警模型》
第三叠:《纳斯达克指数波动与科技股泡沫破裂专题报告》
第四叠:《2000年第三季度亚洲主要经济体出口数据详析》
每份文件都厚达几十页,如果全部拍摄,至少需要四十分钟——这还不包括翻页、对焦的时间。而且文件装订得很紧,无法一次拍摄多页,只能一页一页拍。
风险太高了。宋启明犹豫了。
他想起兵团训练时教官的话:“情报工作不是收集所有信息,而是收集关键信息。有时候一张照片的价值胜过一百页报告。”
他需要做出选择。
宋启明拿起微型相机,调整到拍摄模式。首先拍摄了每份文件的封面和目录,这样至少知道内容框架。然后他开始选择性地拍摄具体内容。
第一份文件关于亚欧会议——这显然是最敏感的。他快速翻阅,发现里面不仅有公开的会议成果,还有一些标注“内部讨论稿”、“非正式共识”、“双边谅解备忘录草案”的文件。
这些应该是未公开的协议内容。
他重点拍摄了这些非公开部分。其中一页提到了“能源运输走廊合作意向”,涉及中亚国家和欧洲的能源公司;另一页是“信息技术标准协调框架”,标注了各国在3G\4G技术标准上的立场差异。
相机快门发出极其轻微的“咔嚓”声,在寂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清晰。宋启明每拍几页就会停下来,倾听外面的动静——楼梯间的脚步声,远处汽车的引擎声,任何可能预示主人回归的声音。
第二份文件关于金融危机预警。这里面有大量数据和图表,分析了泰国、印尼、韩国等国家最近三个月的资本流动、汇率波动和债务水平。一些段落用红笔圈出,旁边手写标注:“类似1997年第三季度模式”、“需关注国际对冲基金动向”。
宋启明拍摄了关键的数据摘要和风险提示。他不是经济学专家,但能看出这些分析的深度和前瞻性远超普通学术研究——这更像是为决策者准备的内部报告。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当时钟指向八点二十分时,宋启明已经拍摄了大约六十页内容。他看了一眼剩下的文件,还有至少一百页没拍。
第三份文件关于纳斯达克和科技股泡沫。这里面的内容更技术性,分析了硅谷公司的估值模型、风险投资趋势、以及“互联网概念”如何被过度炒作。有一张图表显示,从今年三月到十月,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超过30%,但一些网络股的市盈率仍然高达几百倍。
宋启明快速翻阅,拍摄了几个关键图表和结论性段落。这部分内容虽然重要,但相对公开,很多数据可以从财经媒体上找到。
最后一叠是出口数据,厚厚一摞表格和统计图。宋启明只拍了汇总页和趋势分析页,具体国别数据来不及细看。
八点四十分。他必须做决定了。
还有大约三十页没拍,主要是出口数据的细节和一些附录文件。宋启明权衡了一下风险:Miller教授可能提前回来的可能性,自己已经拍摄的核心内容的价值,以及再次潜入的可行性。
最终,他决定停止。
他将所有文件按照原来的顺序整理好,放回文件袋,仔细缠好细绳,确保和原来一模一样。然后放回抽屉,重新上锁——锁扣的声音、位置、角度,都要还原。
接下来是清理痕迹。宋启明用手电光仔细检查了书桌表面,用一块特制的布擦拭了可能留下痕迹的地方。他倒退着走出书房,检查地板上的脚印——幸好今天穿的是软底鞋,没有明显痕迹。
在客厅,他再次确认所有物品的位置:沙发靠垫的角度,茶几上杂志的摆放,餐桌上的钢笔帽——他小心地将笔帽盖好,和原来的位置分毫不差。
最后,他站在门口,最后一次环顾房间。一切如初,仿佛从未有人来过。
八点五十五分。宋启明轻轻打开门,确认走廊无人后闪身而出,反手轻轻带上门。锁舌发出轻微的“咔哒”声,门锁上了。
他走下楼梯,步伐自然,像一个晚归的住户。走出住宅楼时,门口的保安正在看报纸,只是抬头瞥了他一眼,又低下头去。
围墙,槐树,翻越。落地时比进来时重了一些——紧张消耗了体力。
走在回宿舍的路上,夜晚的空气冰凉。宋启明摸了摸内衣口袋,微型相机硬硬的还在。他脑海里回放着刚才看到的文件内容:
亚欧未公开协议、金融危机预警模型、纳斯达克分析、亚洲出口数据……
这些信息单独看都是经济分析,但组合在一起,指向什么?
李明哲为什么要将这些文件交给Miller教授?Miller教授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他们属于哪个组织或国家?
更重要的是,这些信息对SKM公司、对兵团、对他自己意味着什么?
宋启明没有答案。他只知道,自己刚刚踏入了一个比想象中更复杂的棋局。而棋盘上的棋子,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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