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清之的回信，在七月初陆续到了。
第一封来自苏州，是他同年张庭玉的堂兄写的——张家在苏州经营粮行三代，对江南粮市了如指掌。信写得很长，密密麻麻三页纸，开头先客套一番，然后笔锋一转：
“江南粮价，自去岁秋收后陡然上涨。苏州府常平仓册载，去岁新米上市价每石一两四钱，今春已至一两八钱，夏至后突破二两。此三十年未有之局。”
林逸握着信纸的手紧了紧。
二两一石——比去年涨了四成多。
“尤可怪者，”信上继续写，“今岁江南风调雨顺，早稻丰收，理应粮价下跌。然市面粮价不跌反涨，且涨幅愈烈。家父奔走同业，查得原因：有巨贾暗中收粮，不入市，不转售，只囤不卖。其收粮不通过牙行，皆以现银下乡，挨户搜购。农户见银眼开，往往粜尽存粮。故市面流通之粮日少，粮价日昂。”
林逸看完，把信递给旁边的郑铎。
郑铎接过，飞快扫了一遍，脸色沉下来。
第二封信来自湖广，是王清之的舅父写的。舅父在汉口做布匹生意，和当地粮商素有往来。信上说得更直白：
“汉口粮市，今春以来已涨五成。湖广总督衙门下文查问，粮商皆推说‘天灾减产’。实则去岁湖广大熟，收成近十年最佳。真正原因，乃有人大举收粮。据闻，收粮者不止一家，皆操北地口音，行踪诡秘。每至一处，携现银数千两，三日即走，绝不逗留。所收之粮，沿汉水北上，去向不明。”
第三封来自西安，是王清之同窗的父亲写的——这位老先生在陕西做了二十年师爷，对西北官场门清。
“西安粮价，今夏暴涨六成。陕甘总督震怒，下令严查囤积居奇者。查得去岁以来，有商人自陇东、陕北收购粮食，每地收完即走，不留名号。所收粮食，有说运往河套者，有说运往宁夏者，莫衷一是。唯一可确定者：收购者绝不卖粮，只进不出。”
林逸把三封信在桌上摊开。
江南、湖广、西北——三个地方，三种口音，但手法一模一样：现银收购，不通过正常商号，只囤不卖，去向不明。
“石头，”林逸开口，“你这几年攒的粮价数据，拿来。”
石头早就准备好了。他把厚厚一摞账本搬到桌上，翻开第一本：“这是从城东‘永丰粮铺’抄的流水，三年来的粮价，每个月都有。”
林逸接过，目光扫过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
永丰粮铺，京城中等规模的粮商，做的多是平民百姓的生意。他们的粮价，最能反映京城普通市场的走势。
三年前，每石米二两一钱。
两年前，二两零五分。
一年前，二两一钱。
今年，还是二两一钱。
浮动不超过一成，完全正常。
林逸又翻开另一本——这是城西“德裕粮行”的账本，专做酒楼、饭庄的大宗生意。价格稍微贵些，但波动同样平缓。
京城粮价，稳如磐石。
可江南、湖广、西北，却在疯涨。
“不对。”林逸皱眉。
郑铎凑过来：“什么不对？”
林逸指着三封信：“你们看，江南是产粮区，去岁丰收，按理粮价该跌，反而涨了四成。湖广大熟，粮价涨五成。西北歉收，按理该涨，但涨幅反而比湖广小——这不合逻辑。”
郡主也来了，今天一早到的。她站在林逸身后，盯着那些信纸：“林先生的意思是……”
“有人在刻意制造粮荒。”林逸说，“而且手法很狡猾。”
他起身，走到墙上挂的那张大地图前。
地图上，江南、湖广、西北三个地方，被他用红笔圈了起来。
“江南是鱼米之乡，天下粮仓。”林逸指着那个红圈，“他们把江南的粮收走，江南的粮价涨，周边的浙江、江西、福建也会跟着涨。这是第一波。”
手指移到湖广：“湖广熟，天下足。湖广的粮被收走，两湖粮价涨，顺江而下的四川、逆江而上的河南，全都会被波及。这是第二波。”
最后落在西北：“西北本就歉收，他们把仅有的粮收走，西北粮价暴涨，百姓饿肚子，流民四起。这是第三波。”
他转过身，看着屋里的人：“你们发现没有？这三波，是有顺序的。先从最富庶的地方开始收，然后往周边扩散，最后才是边远地区。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郑铎脸色铁青：“让粮荒从点到面，慢慢蔓延，最后……全国大乱。”
“对。”林逸点头，“但最可怕的是——”
他走回桌边，指着京城的粮价记录：“京城，反而最平静。”
屋里安静下来。
油灯的火苗跳了跳，在每个人脸上投下忽明忽暗的光。
“为什么京城最平静？”郡主声音发紧。
“因为他们在瞒天过海。”林逸说，“让所有人都以为，只有外地粮荒，京城没事。朝廷不会慌，百姓不会乱，京城的达官贵人照样吃喝玩乐。等到哪天他们需要动手的时候——”
他停住，没往下说。
但所有人都听懂了。
等到哪天他们需要动手的时候，只要把囤积的粮食放出来，或者不放出来，就能掐住整个天下的命脉。
“三年。”林逸忽然说。
郑铎一怔：“什么三年？”
林逸拿起那叠账本和信件，翻到第一页——三年前，江南粮价开始异动的时候。
“三年前，有人在江南开始收粮。”他说，“两年前，扩展到湖广。今年，西北也开始动了。这不是临时起意，是布局已久的计划。”
他抬起头，眼神很沉：“三年了，他们收了三年粮，囤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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