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三，张角给了李裕答复。
“搬。”
一个字，决定了近千人的命运。
李裕似乎松了口气，但随即又绷紧：“苏校尉那边……”
“我自会应对。”张角说，“三天后，第一批三百人先搬。但搬迁需要时间，需要粮草，需要安置——请李翁再宽限半月，月底前全部搬离。”
“苏校尉的人十五就到！”
“所以需要李翁帮忙拖延。”张角直视他，“就说我病了，下不了山。等他们真上来查看时，第一批人已经搬走，剩下的正在打包。他们看到我们在搬，就不会逼得太紧——毕竟逼急了，人都跑进黑山当流匪，对苏校尉的‘剿匪大业’也没好处。”
李裕沉思片刻，点头：“可以。但半月是极限。还有，庄西那五百亩山地，契约上写的是‘卖’，但实际是租。年租五十石粮，秋收后交。你若同意，现在就签契。”
张角看着那张早就准备好的契书。条款写得很“公平”：五百亩山地，租期十年，年租五十石。但山地的实际产出，头三年可能连五十石都打不出来。
“年租三十石。”他还价，“头三年免租。从第四年开始，年租五十石。另外，李翁得帮我们办一件事：把现居地的‘暂籍’，转到新地去。要官府的正式文书。”
李裕皱眉：“转籍不是小事……”
“所以需要李翁的面子。”张角说，“我们搬走了，这片地就空出来了。李翁可以‘收回’，可以‘转租’，怎么都行。但我们在新地，必须有名正言顺的户籍——否则苏校尉随时可以说我们是‘流匪’，想打就打。”
两人对视。油灯的光在李裕脸上跳动。
最终，他提笔改了契书：“年租四十石，头两年免租。转籍的事，我尽力，但不打包票。”
“成交。”
搬迁的消息在后山掀起了轩然大波。
“凭什么要搬？我们开荒、种地、盖房，好不容易有了个窝！”一个中年汉子红着眼睛吼。
“就是！庄西那地方我见过，全是石头，水都没有！”几个老农蹲在地上，抱着头。
学堂棚里挤满了人，吵嚷声几乎掀翻茅草顶。张角站在前面，任由他们发泄。等声音渐渐低了，他才开口。
“不搬，苏校尉会来。来干什么？征发所有青壮去当兵，粮草全部充公，老弱妇孺赶下山自生自灭。”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石头砸在地上，“搬，至少我们还能在一起，还能种自己的地，住自己的房。”
“可那破地方怎么活？”
“所以我们要一起想办法。”张角指向棚外，“水没有，就找泉，挖井。地贫瘠，就多施肥，轮作。房要重盖，但这次可以盖得更好——用石头做地基，用泥坯砌墙，比现在的茅草棚结实。”
他走到人群中间：“我知道，大家舍不得。我也舍不得。但我们必须走，因为留在这里，迟早会被榨干、打散、吃掉。”
一个妇人忽然哭起来：“我男人还在元氏县……搬走了，他回来找不着我们怎么办？”
“留人。”张角说，“每个搬走的村子，留两个人在原处看守。房子不拆，地还种着，做出我们‘还会回来’的样子。等王石他们回来，有人接应，有人带路。”
他看向张宝：“二弟，搬迁分三批。第一批，老弱妇孺和手艺人先走，由你带队。第二批，粮食、农具、家当，由三弟带队。第三批，巡山队和青壮断后，我亲自带。”
“每批间隔三天。第一批到新地后，立刻开始建临时窝棚、找水源、清理地基。第二批到后，开始正式建房。第三批到后，建防御工事。”
张宝一一记下。
“还有，”张角补充，“所有能带走的东西，全部带走。带不走的——房梁、门板、甚至灶里的砖，都拆下来打包。一根茅草都不要留给后来人。”
这话说得决绝。众人都愣住了。
“因为这里以后可能住进别人。”张角解释，“可能是李裕的佃户，也可能是官府安置的流民。但无论如何，他们不会念我们的好。所以我们能拿走的，绝不留下。”
二月十五，苏校尉的人果然来了。
十个骑兵，二十个步卒，由一个姓郑的军候带领。他们大摇大摆地走到山口，却被王石留下的巡山队拦住了。
“干什么的？”带队的是赵虎——那个被张角点名去元氏县、又因伤提前送回来的少年。他脸上还有未愈的箭疤，但眼神已经褪去稚嫩，多了几分狠厉。
郑军候扬鞭：“奉苏校尉令，查勘流民营地。让开！”
“张先生病了，不能见客。”赵虎不退，“营地正在搬迁，杂乱不堪，恐冲撞了军爷。”
“搬迁？”郑军候眯眼，“往哪搬？”
“庄西山地去。”赵虎指了指西边，“李翁新划的地。”
郑军候显然知道这事。他冷笑一声：“带路，我要见张角。”
赵虎犹豫了一下，还是让开了路。但他打了个手势，身后两个少年立刻抄小路往山上跑。
等郑军候一行走到半山腰时，看到的是一片狼藉的搬迁现场：窝棚拆了一半，家当打成捆堆在地上，妇人抱着孩子坐在包袱上，男人正把房梁从土里拔出来。
张角确实“病”着——他裹着厚毯子靠在一个木箱上，脸色苍白，咳嗽不止。张宝在一旁伺候汤药。
“张先生这是……”郑军候下马，打量着。
“旧疾复发，让军爷见笑了。”张角虚弱地说，“搬迁之事，已禀明李翁和郡府。月底前一定搬空，绝不给军爷添麻烦。”
郑军候在营地里转了一圈。他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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