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父母见邱景岳没日没夜忙，脸色很差。外婆也在他们面前掉眼泪，说拖累了他，看他瘦得不成样子，心里不好过。於是让邱景岳晚上不要守著了，回去好好上班。
镇痛药在家乡已经从非甾体类升级到了曲马多，不管用後又升级到了口服吗啡、注射呱替啶。外婆住院过程中一天比一天虚弱，消化内科的同事暗示邱景岳没搞头，再不拖回去怕回不来家了。邱景岳和父母商量，父母说这麽回去，怕外婆有什麽预感，心里不好受。邱景岳说那再住几天，我和她说说。
到那时，疼得不行的时候外婆还是会怀抱希望地对父母说：实在不行的话，就开刀吧，切掉就不痛了。
在老人的观念里，开刀可以治好一切的病。
邱景岳不知该怎麽对她开口没有开刀，不可能开刀。那等於夺取她最後的希望。弟弟回北京去忙毕业的事後两天，邱景岳对外婆说嬷，我们回家了。
外婆问他不开刀吗？
邱景岳说不能开刀。
外婆没有再问什麽。她似乎明白了。
多年以後，邱景岳遇到什麽说不出口的话，都能想起当时。他对最亲的人，说出了最残忍的话。没有人敢说，他却不得不说的话。他记不起自己一辈子面对过多少次这种时刻，理由就是他的职业应当比别人更坚强。
外婆回家後不久就过世了。邱景岳请了丧假，奔丧的时候没有叫上张宁。他那时很庆幸没有告诉家里人他们已经结婚了。
丧礼过後的家冷冷清清，外婆住过的一楼被清空了，她用过的家具、衣物在坟头烧尽，只留了一张遗像，那张遗像是她疼痛了一段时间後照的，母亲担心她一病不起，就给她照了相。那张相片看不出任何不适，就像他们见惯的外婆，脸上只有笑容。他想，人一生的疼痛都藏在这样的笑容背後，除了自己谁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