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的,是一股非常特殊的力量,可以简称为“棍子”,也就是“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
第二,这些人的行为方式分为五步:自己制造框框;把别人套在里边;根据框框抓辫子;根据辫子戴帽子;然后,乱打棍子。
第三,这些人具有蛰伏性、隐潜性、模糊性,即“平时看不见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们的专业定位,更是不可认真寻访。
第四,这些人嗅觉灵敏,出手迅捷。只要看到哪个作家一开口,一拿笔,他们便立即举起棍子,绝不拖延。
第五,这些人数量很少,却声势浩大,也就是有能力用棍子占据全部传播管道。在制造舆论上,他们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狼群。
第六,这些人口头上说得很堂皇,但实际的原始动力,只是出于嫉妒的破坏欲望:“倘使别人的花园里多开了几种花,窗前树上多有几声鸟叫,倘使他们听见新鲜的歌声,看到没有见惯的文章,他们会怒火上升,高举棍棒,来一个迎头痛击。”
第七,尽管只是出于嫉妒的破坏欲望,但由于这些人表现出“怒火”,表现出“高举”,表现出“痛击”,很像代表正义,因此只要碰上,就会造成很多麻烦,使人脑筋震坏。中国文化界的暴虐和胆怯,皆由此而来。
以上七点,巴金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九日已经用平顺而幽默的语气全都表述了,今天重温,仍然深深佩服。因为隔了那么久,似乎一切已变,姚文元、张春桥也早已不在人世,但这些“棍子”依然活着,而且还有大幅度膨胀之势。
巴金的发言还隐藏着一个悖论,必须引起当代智者的严肃关注——
他是代表着受害者讲话的,但乍一看,他的名声远比“棍子”们大,他担任着上海作家协会主席,当然稿酬也比“棍子”们多,处处似乎属于“强者”,而“棍子”们则是“弱者”。但奇怪的现象发生了:为什么高举着棍棒挥舞的“弱者”双手,总是那么强蛮凶狠?为什么战栗于棍棒之下的“强者”生灵,总是那么羸弱无助?
这个深刻的悖论,直指后来的“文革”本质,也直指今天的文坛生态。
其实,中国现代很多灾难都起始于这种“强弱涡旋”。正是这种“似强实弱”、“似弱实强”的倒置式涡旋,为剥夺、抢劫、嫉恨,留出了邪恶的舆论空间和行动空间。这就在社会上,形成了以民粹主义为基础的“精英淘汰制”;在文化上,形成了以文痞主义为基础的“传媒暴力帮”。
巴金凭着切身感受,先人一步地指出了这一点,而且说得一针见血。
就在巴金发言的两个星期之后,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五日,美联社从香港发出了一个电讯。于是,大麻烦就来了。
美联社的电讯稿说:
巴金五月九日在上海市文学艺术家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说:缺乏言论自由正在扼杀中国文学的发展。
他说:“害怕批评和自责”使得许多中国作家,包括他本人在内,成为闲人,他们主要关心的就是“避免犯错误”。
巴金一向是多产作家,他在共产党征服中国以前写的小说在今天中国以及在东南亚华侨当中仍然极受欢迎。但是在过去十三年中,他没有写出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
这位作家说,看来没有人知道“手拿框子和棍子的人们”来自何方,“但是,只要你一开口,一拿笔,他们就出现了”。
他说:“这些人在作家当中产生了恐惧。”
这位作家要求他自己和其他作家鼓起充分的勇气,来摆脱这样的恐惧,写出一些具有创造性的东西。
美联社的电讯稿中还说,当时北京的领导显然不赞成巴金的发言,证据是所有全国性的文艺刊物都没有刊登或报道这个发言。原来美联社的电讯晚发了两个星期,是在等这个。
美联社这个电讯,姚文元、张春桥等人都看到了。于是,巴金成了“为帝国主义攻击中国提供炮弹的人”。
那么,我那天与盛钟健老师等人一起进入的院子,居然是“炮弹库”。
五
姚文元、张春桥他们显然对巴金的发言耿耿于怀,如芒在背。几年后他们被提升为恶名昭著的“中央文革小组”要员,权势熏天,却一再自称为“无产阶级的金棍子”。“棍子”,是巴金在发言中对他们的称呼,他们接过去了,镀了一层金。
我一直认为,“文革”运动,在一定意义上说,也就是“棍子运动”。
巴金几年前的论述,被千万倍地实现了。“文革”期间,中国大地,除了棍子,还是棍子。揭发的棍子、诽谤的棍子、诬陷的棍子、批斗的棍子、声讨的棍子、围殴的棍子……整个儿是一个棍子世界。
几年前唯一对棍子提出预警的巴金,刹那间显得非常伟大。但他自己,却理所当然地被棍子包围。那扇我记忆中的深秋夕阳下的大门,一次次被歹徒撞开。肖珊到附近的派出所报警,警方不管。
巴金所在的上海作家协会,立即贴满了批判他的大字报。多数是作家们写的,但语言却极为恶浊,把他说成是“反共老手”、“黑老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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