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动作家”、“寄生虫”……
平日看起来好好的文人们，一夜之间全都“纤维化”、“木质化”了，变成了无血无肉的棍子，这是法国荒诞派作家尤奈斯库写过的题材。
在上海作家协会里，长期以来最有权势的，是来自军队的“革命作家”。“文革”爆发后，以胡万春为代表的“工人造反派作家”正式掌权。“革命作家”里边矛盾很大，争斗激烈，争斗的共同前提，一是争着讨好“工人造反派作家”，二是争着对“死老虎”巴金落井下石。因此，偌大的作家协会，几乎没有人与巴金说话了，除非是训斥。
巴金并不害怕孤独的“寒夜”。每天，他从巨鹿路的作家协会步行回到武康路的家，万分疲惫。他一路走来，没想到这座城市会变成这样，这个国家会变成这样。终于到家了，进门，先看那个信箱，这是多年习惯。但信箱是空的，肖珊已经取走了。
后来知道，肖珊抢先拿走报纸，是为了不让丈夫看到报纸上批判他的一篇篇由“工人造反派作家”写的文章。她把那些报纸在家里藏来藏去，当然很快就被丈夫发现了。后来，那个门上的信箱，就成了夫妻两人密切关注的焦点，谁都想抢先一步，天天都担惊受怕。
他们的女儿李小林，早已离开这个庭院，与我们这些同学一起，发配到外地农场劳动。她在苦役的间隙中看到上海的报纸，上面有文章说巴金也发配到上海郊区的农场劳动去了，但是，“肩挑两百斤，思想反革命”。两百斤？李小林流泪了。
当时在外地农场，很多同学心中，都有一个破败的门庭。长辈们每天带着屈辱和伤痕在门庭中进进出出，一想，都会像李小林那样流泪。我心中的门庭更是不敢多想，爸爸已被关押，叔叔已被逼死，只剩下了年迈的祖母和无助的母亲，衣食无着……
重见门庭是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之后。“文革”已经失败却还在苟延残喘，而且喘得慷慨激昂。周恩来主政后开始文化重建，我们回到了上海，很多文化人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这在当时叫作“落实政策”，有“宽大处理”的意思。
但是，那根最大的棍子张春桥还记恨着巴金的发言，他说：“对巴金，不枪毙就是落实政策。”当时张春桥位居中央高位，巴金当时的处境，可想而知。
但是，国际文学界在惦念着巴金。法国的几位作家不知他是否还在人世，准备把他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来作试探。日本作家井上靖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更是想方设法寻找他的踪迹。在这种外部压力下，张春桥等人又说，“巴金可以不戴反革命分子帽子，算作人民内部矛盾，养起来，做一些翻译工作。”
于是，他被归入当时上海“写作组系统”的一个翻译组里，着手翻译俄罗斯作家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
一个受尽折磨的生命，只是在“不枪毙”的缝隙中残留，立即接通了世界上第一流的感情和思维。我想，这就是生命中最难被剥夺的尊严。活着，哪怕只有一丝余绪，也要快速返回这个等级。
那天下午，我又去了那个庭院。巴金的爱妻肖珊已经因病去世，老人抱着骨灰盒号啕大哭，然后陷于更深的寂寞。一走进去就可以感受到，这个我们熟悉的庭院，气氛已经越来越阴沉，越来越萧条了。
李小林和她的丈夫祝鸿生轻声告诉我，他在隔壁。我在犹豫要不要打扰他，突然传来了他的声音。听起来，是在背诵一些文句。
李小林听了几句，平静地告诉我：“爸爸在背诵但丁的《神曲》。他在农村劳役中，也背诵。”
“是意大利文？”我问。
“对。”李小林说，“好几种外语他都懂一些，但不精通。”
但丁，《神曲》，一个中国作家苍凉而又坚韧的背诵，意大利文，带着浓重的四川口音。
我听不懂，但我知道内容。
啊，温厚仁慈的活人哪，
你前来访问我们这些用血染红大地的阴魂，
假如宇宙之王是我们的朋友的话，
我们会为你的平安向他祈祷，
因为你可怜我们受这残酷的惩罚。
在风像这里现在这样静止的时候，
凡是你们喜欢听的和喜欢谈的事，
我们都愿意听，
都愿意对你们谈。
……
这便是但丁的声音。
这便是巴金的声音。
相隔整整六百五十年，却交融于顷刻之间。那天下午，我似乎对《神曲》的内涵有了顿悟，就像古代禅师顿悟于不懂的梵文经诵。假、恶、丑，真、善、美，互相对峙，互相扭结，地狱天堂横贯其间。
这里有一种大灾中的平静，平静中的祈祷，祈祷中的坚守。
过了一段时间，形势越来越恶劣了，我告诉李小林：“正在托盛钟健老师找地方，想到乡下山间去住一阵。”
盛钟健老师，也就是最早把我带进巴金家庭院的人。李小林一听他的名字就点头，不问别的什么了。当时报纸上已在宣扬，又一场叫作“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又要开始，人人不能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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