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你爸爸好吗？最近除了治病，还想些什么？你有没有可能记录一点什么？”
李小林说：“他在读你的书。”
“什么？”我大为惊奇，以为老同学与我开玩笑。
“是让陪护人员在一旁朗读，不是自己阅读。”李小林说。
我仍然怀疑。这位看透一切的老人，怎么可能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读我或听我的书？而我的书，又总是那样不能让人放松，非常不适合病人。
终于，我收到了文汇出版社的《晚年巴金》一书，作者陆正伟先生，正是作家协会派出的陪护人员。他在书中写道，进入九十年代后，巴老被疾病困扰，身体日趋衰弱，却喜欢请身边工作人员读书给他听，尤其是听发表在《收获》上的文章。其中，“文化大散文”深深吸引住了巴老，“他仔细地听完一篇又一篇，光我本人，就为巴老念完了《文化苦旅》专栏中的所有文章”。
陆正伟又写到他为巴金朗读我的《山居笔记》时的情景——
巴老因胸椎压缩性骨折躺在病床上，我在病室的灯下给巴老读着余秋雨发表在《收获》100期上的“宁古塔”。当我读到康熙年间诗人顾贞观因思念被清政府流放边疆的老友吴兆骞而写下的《金缕曲》时，病床上的巴老也跟着背诵了起来。我不由放下书惊叹地问巴老：“您的记忆力怎么会那样好？”巴金说：“我十七八岁在成都念书时就熟读了。”他接着又说了一句：“清政府的‘文字狱’太残酷了！”
我坐在边上，望着沉思不语的巴老，心想，巴老早在七十多年前读过的词至今还能一字不差地把它背诵下来，那么，发生在二十多年前的那场浩劫又怎能轻易地从他心中抹去呢？
到底是巴金，他立即就听出来了，我写那段历史，是为了揭露古代和现代的“文字狱”。因此他听了之后，便“沉思不语”。他在“沉思”什么？我大体知道。
但是，让我最感动的是，陆正伟先生说，巴金在听到我引述的《金缕曲》时，居然“一字不差”地背了下来，使朗读的人“不由放下书惊叹”。
古人匍匐在死亡边缘的友情企盼，巴金在十七八岁就熟读了，而在七十多年后还脱口而出，可见这也是他自己漫长一生的友情企盼。我不知道他在灾难深处是不是多次背诵过这些句子，但可以相信他也是靠着友情企盼来回答灾难的。
终于，巴金越来越衰弱，不能背诵但丁，不能背诵顾贞观了。当然，也不能再听我的书了。
谁都知道，一个超越了整整一个世纪的生命即将画上句号。但是，这个生命太坚韧了，他似乎还要忧郁地再看一眼他看了百年的世界。
就在这时，我们突然有点惊慌。不是怕他离去，而是怕他在离去之前又听到一点不应该听到的什么。
九
在巴金离世之前，在他不能动、不能听、不能说的时刻，一些奇怪的声音出现了。
我为一个病卧在床的百岁老人竟然遭受攻击，深感羞愧。是的，不是愤怒，而是羞愧。为大地，为民族，为良心。
我为百岁老人遭遇攻击时，文化舆论界居然毫无表情，深感羞愧。为历史，为文化，为伦常。
仍然是李小林转给我的一些报刊复印件，都是刚刚发表的。
那些文章正在批判巴金“是一身俸两朝的贰臣”，指他在一九四九年前后都活着。
那些文章又批判巴金“一天又一天的收获版税银子”，其实谁都知道，巴金把全部稿酬积蓄都捐献了。
对于当年张春桥扬言对巴金“不枪毙就是落实政策”，今天的批判者说，是因为巴金与张春桥有“私人纠葛”。这就一下子暴露了批判者的政治身份，他们其实是张春桥、姚文元这些老式“棍子”的直接后裔。
对巴金在《随想录》里的自我反省，他们说，这是“坦白坯子”、“欺世盗名”、“欲盖弥彰”、“虚伪毕现”、“伪君子”，甚至用通栏标题印出这样的句子：“巴金不得好死”。
总之，这些人集中了想得到的一切负面成语，当作石块，密集地扔向一个奄奄一息的老人。
我觉得现在这些“传媒达人”比当年的造反派暴徒还恶劣万倍，因为当年的暴徒向巴金进攻时，他才六十岁，而今天向他进攻时，他已一百岁。
世界上任何黑帮土匪，也不可能向一个百岁老人动手。今天的中国文化传媒，怎么反倒这样？这么一对比就不禁让人惊讶：这种滔天的深仇从何而来？
我认为，滔天的深仇、反常的进攻，全都来自于巴金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呼吁。因此，轻言“‘文革’早已过去”、“‘文革’不会再来”，还为时过早。你看仅仅在文化人中间，还埋伏着这么多“文革”式的地雷，时时准备爆发。他们中的一部分，现在又多了一重“异见人士”的身份。其实这些人物的“异见”，是主张重新返回“文革”，而他们的言谈举止，早已彻底返回。
对于这种人，最早反击的倒是身在海外的刘再复先生，他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写道：
现在香港和海外有些人化名攻击巴金为“贰臣”，这些不敢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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