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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关于群体之间差异的科学研究

先生:……没有人比我更想见见你所展示的证据,即自然赋予我们的黑人兄弟与所有人种同样的天赋,他们的糟糕处境只是恶劣生存环境的产物,无论在非洲还是美国……

——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致本杰明·班纳克(Benjamin Banneker)的信

1791年8月

持有偏见的人几乎总是将其负面态度归结于他们鄙夷的群体具有某种标志性的负面特质。人们断言其所歧视的整个群体本性都是体味浓烈的、智力低下的、狡猾的、好斗的、懒惰的。相比之下,那些宽容的人(例如托马斯·杰斐逊)则希望 看到可以证明群体间差异其实微乎其微,甚至根本不存在的证据。偏狭者和宽容者双方都需要暂时保留自己的判断,克制自己的欲望,直到他们得到关于这方面的科学事实。

即使是对于学者而言,在研究国家和种族差异时保持严格的客观性也是很难做到的。他有自己的偏见——偏爱或者歧视——需要克服。他不知道自己的偏见对于证据的解读产生了多大的影响。然而,如今的社会科学家比以往更能意识到研究中的偏见所造成的危害,这无疑是一个给人以希望的信号。

在不久之前,一位德高望重的社会学家,还可以信口发表一些包含不可靠的泛化与不成熟的偏见的言论,而不招致批评。例如,在1898年出版的一本书中,作者对波士顿黑人群体的描述如下:

有些黑人的确有成为绅士的潜质……但绝大多数黑人所表现出的,是属于他们种族的普遍特征:聒噪粗暴,遵循的更多是动物本能,而不受精神层面的东西控制。不过,即使是他们也本性善良,温和顺从,而且还经常以他们自己那种原始粗鲁的方式虔信宗教。1

虽然这位社会学家认可黑人群体中可能存在一些例外,他依旧公然在当下社会,以一种普遍认为是冒犯人的方式,宣扬“黑人种族的普遍特征”。

无独有偶, 在世纪之交,杰出的政治科学家詹姆斯·布莱斯(James Bryce)在牛津大学发表了题为“人类先进和落后种族之间的关系”(The Relations of the Advanced and Backward Race of Mankind)的演讲,他援引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来论证强大、“适应环境”的种族对弱者的侵略天经地义。他斥责美国印第安人冥顽不化,拒绝遵循白人的标准,使大屠杀成了不可避免的结局(他暗示这是可以得到辩护的)。他很欣慰地看到黑人天性顺从,黑人“能够生存下来是因为他们服从(白人的体系)”。他们明白自己是劣等民族,当然我们要确保黑人能够获得良好的工作与教育机会,但由于他们“智力上的缺陷”,与他们能力相符的合适工作只有那些体力活。他认为大多数黑人不适合拥有投票权,不仅仅因为他们无知,还因为他们有“突然的、不理智的冲动”,这使他们容易被贿赂。布莱斯觉得跨种族婚姻简直令人惊骇。除了对这种做法天然的排斥,他认为自己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种族混血儿即使没有生理缺陷,也有性格上的缺失”这一未被证实的主张。2

布莱斯由衷地希望“优等”和“劣等”种族能更和睦地相处。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对此根本毫无助益。虽然他没有意识到是自己的预判,而不是事实本身导致了他的言行。

我们并不需要回到半个世纪前那么早,就能找到一个科学受偏见的影响而解体的例子。离我们最近的例子是德国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在希特勒主义的影响下所发表的“新发现”与“新理论”。他们严肃地宣称:“针对人类的每一项调查都发现种族是判别优劣的重要依据。”例如,在调查中他们发现,1940年德国学校里14岁的儿童身体素质比1926年要好得多。他们将这一结果完全归因于“应用了元首所颁布的准则”。他们全然无视了一个事实,即在所有应用了现代营养和卫生标准的文明国家,孩子们的身体状况都有了相应的改善,无论这些国家有没有元首。 同样是这些“科学家”,将少年犯的违法行为归结于种族本性,并宣称“贫民窟里的人所具有的犯罪基因正是造成他们窘境的原因,而不是反过来”。3 但非种族主义国家的社会科学家恰恰证明了与此相反的观点。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我们也发现有些科学家会过于草率地否认种族、国家和群体之间存在任何可察觉或根本性的差异。其中有些人是出于好心,但他们所提供的证据通常是零碎的,不成体系的。

如果我们在群体之间的确发现了差异,就能正当地进行排斥了吗?

答案是:并不一定 。在家庭中,每个个体的外貌、天赋、气质也往往有着显著的差异。泰德(Ted)开朗帅气;他的弟弟吉姆(Jim)内向而相貌平平;他的姐姐梅(May)外向但懒惰;他的妹妹黛博拉(Deborah)“性情古怪”。虽然兄弟姐妹之间各有不同,但是他们也可以接纳彼此、相亲相爱。差异并不意味着敌对。

然而,持有偏见的人几乎总是声称是一些所谓的差异促成了他的态度。他们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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