乎从来没有考虑过去包容，更不用说去爱这些不同之处了。（他认为）外群体是愚蠢的、阴险的、好斗的，甚至是体味难闻的，尽管他可能同时深爱着他的家人和朋友，即便他们身上也有这些缺点也不介意。
与此同时，现实的利益冲突也是存在的。一个群体可能确实在谋划着攻击或者胜过另一个群体，他们意图限制另一个群体成员的自由，或直接伤害他们。此外，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情况：某个特定群体可能具有极危险的攻击倾向，在这种情况下恐怕只有圣人才会觉得不应回避和批评该群体。更准确地说，我们可以设想，当某个特定群体表现出极高的危险性和攻击倾向时，其中的一个个体就有很大概率也具有这种倾向。
一个关于“应得的名声”的理论
一个普通的偏见者，当被问及持有这些负面态度有何根据时，会这样回答：“看看 他们。你难道看不出 他们是如此格格不入，以至于令人反感吗？我没有偏见。他们不受欢迎，完全是他们自己应得的。”4
正如上文所说，我们可以设想“应得的名声”理论可能是正确的，但这个理论的缺陷在于它并没有回答两个问题：（1）该名声是否是基于不争的事实（或至少相当高的概率）之上？（2）如果是这样，那么该特性所引起的为什么更多的是厌恶或敌意，而不是冷漠、同情或慈悲之心呢？除非这两个问题能够得到令人满意、逻辑合理的回答，否则我们就可以肯定，“应得的名声”这个理论实质上只是对偏见的掩饰。
以反犹主义为例。反犹主义者总是声称，是犹太人所具有的某些特性招致了针对他们的敌意。为了检验这一论断，我们必须（1）确立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存在他们所声称的显著差异这一事实，以及（2）证明这种差异能够成为排斥犹太人的合理解释。
如果存在这样的证据，那我们就必须得出结论，反犹主义代表着现实存在的社会冲突，不符合我们对偏见的定义。在第1章中我们指出，人们对德国纳粹集团、任何国家的流氓和歹徒以及社会上其他明显反社会因素的反感，都不应被视为偏见，而应被视为现实的价值冲突。我们也指出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的确应得的名声与偏见在某个案例中兼而有之。大家会歧视有犯罪前科的人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战争时期的很多歧视性行为也是。尽管战争很可能是由真实的价值冲突引发的，但战争爆发后四起的流言、关于暴行的故事、焚书、对敌国的强烈仇恨，以及针对美籍公民中敌对国家后裔的报复行为，这些向我们展示了哪怕事实的内核是理性的，也可能会有众多偏见被加诸其上。
当下世界舞台上的状况，其实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毋庸置疑的是，共产主义国家和西方民主国家之间存在着很多真实的价值对立。如何化解这样的冲突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最至关重要的问题。然而，在这一核心实际周围，存在着积重难返的偏见。在铁幕的另一边，人们被教导，并广泛相信，美国是那个侵略的国家，美国教授在课堂上宣讲的内容都是华尔街为他们准备的。在美国，人们常常认为，自由派和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致力于促进国际理解或种族平等的人是共产主义者，因此也是叛国者。这种非理性的倾向严重地影响了整个过程，以至于人们很难分清什么是真正亟待解决的问题，什么是谣言和偏见。
研究群体间差异的方法
由于人们几乎总是用群体差异来为他们的敌意辩解，所以了解在差异中哪些是真实存在 的，哪些又是仅仅存在于想象之中 的就变得至关重要。用更技术性的阐述方式就是，除非刺激域（群体特质）是已知的，否则我们就不可能估计出其中包含的非理性歪曲的性质和程度。5
现在，我们不妨在一开始就坦率地承认：社会心理学关于差异性的研究还很落后。现阶段我们还不能对此给出一个积极的答案。当然，如今有数以千计针对群体差异的研究正在进行，然而目前取得的发现并不尽如人意。6 研究的一大难点在于，存在大量的可以被拿来互相比较的群体。因此我们的研究精力被分散得很稀薄。研究的另一大难点，则是目前的研究方法不够令人满意。在许多案例中，针对同一群体做研究时，不同的研究人员也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果。最后，对结果做出解释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很难理清我们发现的这些群体间差异是应该归因于原生（先天）因素还是早期训练、文化压力，或是以上所有原因兼而有之。
开启一项研究的方法之一，就是探讨哪些类型的群体可以被有效地比较。可能的答案似乎是无穷无尽的。来看看已知的，人们对其存在偏见的一些集体类型吧，它们至少能被分成几十种：
种族意识形态
性别种姓
年龄社会阶级
民族职业
语言教育程度
地区无穷尽的利益集体（如美国矿工协会、美国医学协会、扶轮社、兄弟会等）
宗教
国家
以上的每一项都能成为大量比较研究的主题：法律学生与医学生有什么不同，佛教徒与浸信会教徒有什么不同，说芬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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