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开化的人类对能源、物质以及无生命的自然事物总体上已经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掌控能力，他们也在迅速习得对身体痛苦与过早死亡的控制。然而，相较之下，我们在掌握人际关系方面，所表现出的能力似乎还停留在石器时代。我们社会性知识的缺乏，似乎正在使我们在物理知识层面所取得的进步化为泡影。人类通过应用自然科学所积累的财富盈余，在恍惚中都被战争的武力开支所抵消了。医学方面的成就也几乎要被由憎恶与恐惧导致的战争和贸易壁垒所造成的贫穷抵消了。

就在此时此刻，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立使全世界陷入了恐慌之中，地球上每一个角落的人们都背负着各自的历史积怨。穆斯林不信任非穆斯林。从中欧的种族清洗中幸存下来的犹太人，感到自己新近建立的以色列国被反犹主义包围。难民们流浪在不欢迎他们到来的土地上。世界上许多有色人种都饱受白人虚构出来以合理化自身居高临下态度的种族主义教条的折磨。美国范围内存在的偏见也许是最为复杂的。即使这无穷尽的对抗中有一些似乎的确是基于现实的利益冲突，我们仍怀疑，大部分对抗是幻想中的恐惧的产物。然而，虚构的恐惧能够造成真实的痛苦。

群体间的对立和仇恨并非什么新鲜事。而科技拉近了群体之间的距离，使它们的关系无法维持原本舒适的状态。俄国不再是一个位于遥远草原上的国度，它现在就在我们眼前。美国与旧世界间的距离也不再遥远，“第四点计划”、电影、可口可乐及其政治影响力使它变得近在咫尺。一度由山川河海阻隔的国家如今暴露在彼此面前。无线电、喷气式飞机、电视、伞兵、国际贷款、战后移民、原子弹轰炸、电影、观光产业——所有现代社会的产物——都将人类群体之间的距离前所未有地拉近了。我们还未学会如何调整自身的心智和道德以适应这种彼此接近的关系。

然而，目前的状况并非毫无希望。希望主要来自这一事实，即人类本性似乎整体而言倾向于友爱和善意而非残忍。无论是就原则而言，还是就偏好而言，所有的普通人都不想走向战争和毁灭。人们想要与邻里和平共处，发展友谊；他们想要去爱与被爱，而不是被憎恨或憎恨别人。残忍绝非受欢迎的人类特质。即使是纽伦堡审判中的纳粹首领，也假装他们对集中营里的非人行径一无所知。他们不愿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是胆怯地否认，是因为他们竭力希望能被当作正常人类看待。即使在战争白热化的时期，我们也希冀和平，即使在敌意盛行的时期，我们也期待获得同类的赞许。只要这类的道德两难仍然存在，我们就有一丝希望消除人们之间的敌意，并重新让友善的价值占据上风。

近年来的一些现象尤为鼓舞人心，大量人群认可科学在解决争端中所起到的作用。神学往往将人类的破坏本性与其理想之间的冲突视为原罪对救赎的抗拒。这种论断可能是有效而意味深远的，但是，近来人们开始相信自己能够运用知识对此进行补救。人们说，“让我们对文化与产业中不同种族、肤色的人类群体之间产生的冲突进行客观研究；让我们探寻偏见的根源，想办法稳固地建立起人类友善的价值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许多国家的大学都给予了这种方式新的重视，并赋予其不同的学术名称：社会科学、人类发展、社会心理学、人类关系、社会关系。即使尚未得到正式命名，但是这门新兴的科学正在蓬勃发展。它不仅仅受到大学的重视，还受到公立学校、教会、进步产业、政府机构、国际组织的欢迎。

在过去的一二十年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要比之前十几个世纪以来成果的总和，都更具启发性，也更为坚实有力。诚然，人类行为的伦理准则在数千年之前的人类各宗教的教义系统中就得到了反复陈述——所有这些信条都确立了在地球上所有居民间建立兄弟情谊的需要及其理论基础。但是，这些信条形成于游牧生活，牧羊人和部落王国的年代。要使这些信条在这个技术化、原子化的时代里生效，我们需要对造成仇恨与宽容的因素得到进一步理解。人们曾错误地认为，科学应该专注于实现物质的进步，而人类本性与社会关系则只需交给道德感处理就好，不需要任何科学的指导。我们现在认识到，科技进步所带来的问题远远多于其解决的问题。

社会科学无法在一夜之间突飞猛进，也无法瞬间修复没有得到引导的科技所造成的灾难。科学界需要多年的辛苦钻研与数以十亿美元计的投入才能获取原子的秘密，而要想获取关于人类非理性本质的秘密，则需要的投入就更多了。有人曾说过，打破一个偏见，要比崩解一个原子还难。人类关系的主题极为宽泛。研究者需要从人类组织的许多领域着手：家庭生活，精神健康，业界关系，国际谈判，公民训练——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本书并不夸口自己能够解决人类关系科学中的所有问题。它仅仅着力澄清一个问题——人类偏见的本质。但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只有了解了敌意的根源，我们才能够有效地应用我们的知识以控制其破坏性。

当我们谈论偏见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想到“种族偏见”。这是一种令人遗憾的联想，因为在古往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