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的兴趣可能不是理论性的，而更多地关注对即时的实践加以指导。我始终将这两组读者作为我的受众，并以十分朴实基本的风格写作。因而我不可避免地要简化一些问题，但是我希望并没有简化到会在科学意义上造成误导的程度。
这一领域如今已经吸引了大量研究者的探索热情，因此我们现有的研究和理论将很快就会过时，这是一件好事。新的实验会取代旧的，各种理论的架构也会得到改进。然而我相信本书的一个特点，即其组织材料的原则是具有持久价值的。我尝试为读者提供一个可以妥帖地将未来的新成果、新理论纳入其中的框架。
虽然我的目的主要是在整体上阐明这个领域，但我同时也尝试（特别是在第八部分）展示我们可以如何应用已有的知识以减轻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几年前，美国种族关系理事会发起的调查显示，美国有1350个社会组织明确地表示了自身致力于改善群体间关系的态度。这些组织运作的成效如何本身就需要科学的衡量，我们在第30章中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仅仅用一种学术的视角看问题，而忽略在实际操作中对理论加以检验是错误的。与此同时，实践者在没有科学支持的情况下，将时间和金钱贸然投入到未必有效的补救计划里也是一种浪费行为。一门人类关系科学的成功发展需要将基础研究与积极实践结合在一起。
本书的逐步成形，离不开两方面动力的善意鞭策和鼎力相助——一个是哈佛大学社会关系系长期举办的系列学术研讨会，另外就是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给予我经济支持与鼓励的机构。波士顿的摩西·金博尔基金会（Moses Kimball Fund）、美国犹太人大会的社区关系委员会以及大会中其他友好成员、全国基督徒与犹太教徒大会、哈佛大学社会关系实验室，以及由我的同事索罗金（P. A. Sorokin）教授所指导的研究中心都为本书提供了意义重大的帮助。是他们的资助促成了本书中所报道的一些研究及对这一领域的综述报告。我对他们的慷慨解囊与鼓励深表感激。
“群体冲突与偏见”研讨会上学生们兴趣盎然而勤奋的努力，最终决定了本书的内容与架构。我常与我的同事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奥斯卡·汉德林（Oscar Handlin）、丹尼尔·莱文森（Daniel J. Levinson）共同主持班上的讨论。我相信，他们的影响也是显著的。我还得益于我的研究助理伯纳德·克莱默（Bernard M. Kramer）、杰奎琳·萨顿（Jacqueline Y. Sutton）、赫伯特·卡隆（Herbert S. Caron）、里昂·卡明（Leon J. Kamin）和内森·阿特舒勒（Nathan Altshuler）。他们为本书提供了有益的材料与重要的建议。这一领域的美国权威，斯图尔特·库克（Stuart W. Cook）阅读了本书的部分手稿，并做出了意义非凡的批评。乔治·科埃略（George V. Coelho）和休·菲利普（Hugh W. S. Philip）在遥远的国度为本书的手稿提供了宝贵的建议。在此，我向所有不吝施助的人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尤其是在本书写作的各阶段为我持续提供指导的埃莉诺·斯普雷格（Eleanor D. Sprague）女士。
戈登·奥尔波特
195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