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就足够让我与哈利保持距离了。所以此后我就开始回避哈利。即使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排挤犹太人。但逐渐地，我接受了偏见。虽然很奇怪，但我感受到一种对哈利的抵触感在我的心中逐渐生根发芽。就我个人而言，我并没有和他或其他犹太人发生过任何不愉快的经历。
这个案例十分有趣，因为作者接下来还向我们呈现了这个几乎存在于所有男孩心中的偏见其实只包含很少的个人因素（功能意义）。
这些男孩在经济上都无须烦恼。他们都不到17岁，因此也没有社会名声方面的考虑。他们与哈利的成绩都很不错。他们也没有经受任何明显的挫败，所以并没有对替罪羊的需求。这些男孩们只是单纯地持有一种固有的、非理性的偏见，他们无法解释这种偏见，也无法抛弃它。他们的偏见是继承自家庭的，但是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样做对他们有什么实际上的好处吗？
为什么即使在没有具体功能意义的情况下，一个孩子也会怀有现成的偏见？这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但是，首先，让我们来考虑一个具有显著高功能意义的极端文化服从的案例。
极端顺应的神经症
发生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故事让人很难相信它们是真的。这些故事是极端恐怖的。从1941年的夏天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有250万名男人、女人和孩子在那里被杀害。毒气室和焚化炉每天24小时工作，每天杀死的人数高达一万之多。受害者大多是犹太人，蓄意的种族灭绝就是希特勒对犹太人问题提出的所谓“最终解决”。受害者的镶金牙齿与戒指被熔化并送进了帝国银行。而女人的头发则被留下用作商业目的。
德国陆军中一位46岁的上校鲁道夫·胡斯（Rudolf Hoess）是集中营的负责人。在纽伦堡审判中，他轻易地承认了这些事实。4 他说自己在1941年夏天接到命令，当时希姆莱（Himmler）召来他并解释道：“元首已经下令要对犹太人问题做出最终解决。我们必须执行好这个任务。出于运输和隔离的考虑，我选择了奥斯维辛作为实施的场地。你现在必须全力以赴执行这个命令。”
当被问及他在收到此命令时的感受，胡斯称自己没有产生任何感情，他回答希姆莱说：“遵命。”随即开始了无休止的屠杀。仅仅因为两位上级将领希特勒和希姆莱的命令，他就打开了地狱的大门。当被追问这样被屠杀是否是犹太人应得的命运时，他抱怨这个问题毫无意义。“你不明白，我们党卫军不应该考虑这些。”“此外，这是既定的、理所当然的事情，”他说，“我们从未听说其他的言论……不仅仅像《攻击者》（Stürmer ）这样的新闻报刊是这样宣传的，其他的所有信息渠道都是如此。甚至在我们的军事训练、意识形态学习中，我们也被告知必须将保护德国人以防他们受犹太人之害当作理所当然的事……只有在一切崩溃之后，所有人都开始议论纷纷，我才逐渐发现这似乎不是很对。”
胡斯将对上级命令的服从视作高于一切的行动指令——高于十诫、高于同理心、高于逻辑。“看着那些堆积如山的尸体，闻着它们焚烧的气味当然不好受。但是希姆莱已经下达了命令，甚至亲自解释了其必要性。我的确没有多想过这件事的正确与否。这似乎是必须去做的事。”
胡斯的案例展现了一种极端的顺应，甚至到了堪称神经症的程度。他的忠诚和顺从压倒了理性和人性的本能。对纳粹信仰和元首命令的极端服从是胡斯人格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一种强迫性的服从。然而，我们不能认为胡斯是一个疯子，有许多其他的党卫军也会这样去做，并且同样没有一丝悔恨。我们能从这个案例中得知的只有，一种狂热的意识形态可能会导致其程度令人难以置信的顺应。
文化中的民族中心主义核心
刻意维持一种民族中心主义信念以作为文化的重要部分，是一种不那么极端，但更为广泛存在的顺应形式。“白人至上”这一信条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都是一个核心的主题。
早在一个多世纪前，德·托克维尔就对美国南部文化中的这个特征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廉价易得的自豪感似乎是主导群体的特征。
在南方，再贫穷的家庭都有奴隶。南方各州的公民是某种家庭中的独裁者。他在生活中获得的第一个观念就是，他生来就是发号施令的人，而他所养成的第一个习惯，就是他的命令不容违抗。他所受到的教育使他养成了傲慢、轻率的性格，喜怒无常、横行霸道，他放纵自己的欲望，遇到挫折就不耐烦，一旦遭遇了失败，就很容易气馁。5
在一个多世纪以后，莉莲·史密斯也就同样的主题写作，她叙述了许多南方家庭是如何将“白人至上”作为信条教育孩子的。
我不记得是在什么时候，也不记得是如何了解到上帝是爱，耶稣是他的儿子，他是来赋予我们更丰盛的生命的。所有人都是兄弟，有着共同的父亲。但我也知道，我优于黑人。所有的黑人都有既定的地位，且必须永远处于那个地位。就像性别也有其既定地位且不能够被改变一样。如果我将黑人视为与我社会地位相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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