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挫败感

富有的人服用鸦片和大麻。而负担不起这些的人成了反犹太主义者。反犹太主义是小人物的吗啡……他们无法得到爱的狂喜，所以他们寻求仇恨的狂喜……他们所憎恶的对象是谁并不重要。犹太人只是个方便易得的靶子而已……即使不存在犹太人，反犹太主义者也会创造出一个犹太人。

以上这段文字写于希特勒上台四十多年之前，作者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赫尔曼·巴尔（Herman Bahr）。1 他注意到侵略行为起到了帮助人们逃避现实的功能，它功能上等同于毒品，能够抚慰生活中的沮丧与挫败感。

我们似乎无法否认，某种形式的侵略行为实际上是人们面对挫败感时的本能反应。一个婴儿在需求不被满足的情况下会踢腿和尖叫。这种愤怒的背后不存在任何爱意或接纳，婴儿的反应是野蛮的、胡乱的。他所攻击的并非挫败感的真正来源，而是任何出现在其面前的物品或人。

这一趋势会贯穿我们的一生，我们将愤怒发泄在方便的，而非合理的对象身上。这种对象的错置 在我们日常所用的短语中就可见一斑：代人受过的人（whipping-boy），迁怒于狗（taking it out on the dog），替罪羊。这种挫败-攻击-错置的过程，在目前的心理学中被简单概括为“挫败-侵略假说”。2 偏见的替罪羊理论——可能是目前最受欢迎的偏见理论——完全依赖于这一假设。

挫败感之源

挫败感的某些来源可能比另一些更容易导致偏见，我们可以将这些会在生活领域产生威胁和不安的源头大致分为几类 。

1. 体质与个人方面的 。矮小的身材——尤其对于西方文化中的男性而言——是一种缺陷，并往往会困扰其一生。较差的健康水平、记忆力或智力也是如此。但是，据我们所知，这些会导致挫败感的原因并不会助长种族偏见。矮小的人并不一定比高个子的人更容易成为反犹太主义者。总体而言，体弱多病的人也并不比身体健康的人更容易产生偏见。这些障碍似乎只会让他们产生更多个人化的补偿机制，发展出更强的自我防御，但并不会让他们将自身困境投射到外群体身上。行动方面的受挫又会导致什么呢？如果一个人被困在一个矿井中，急需更多的氧气，那他处理这种紧急情况的方式是即时的。他不会将这种严重的挫败感归咎于外群体。同样地，严重的饥饿、口渴和其他直接的身体需求也不会导致挫败感的错置。但是，如果这种挫败感是持续的，例如性需求得不到满足，人们就可能将这种压抑转为对外界的攻击（第23章）。同样的，自尊（身份需求）上的受挫也会导致挫败感的错置（第19章和第23章）。然而总体而言，先天缺陷，急迫的身体需求和疾病似乎与偏见并不显著相关，除非它们成了个人社会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偏见是一个社会现实，所以似乎也必然需要在某种社会背景下才能够发生。如果某种偏见中涉及了挫败感，其中必然有某种社会性的因素。

2. 家庭中的挫败感 。一个人的“原生家庭”（family of orientation）由父母、兄弟姐妹组成。有时也会包括祖父母、叔叔、舅舅、姨妈等亲属的影响。 “再生家庭”（family of procreation）由妻子、丈夫、子女组成。在这两组亲密关系中，都会产生许多挫败感和怨恨。

有证据表明，偏见往往与家庭中的失序有关。在第18章中，我们读到了家庭中的排斥性氛围和恶劣对待（强调服从和权力的关系）是如何导致孩子发展出偏见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报道称，一些在家庭中经历了缺乏安全感的童年生活而导致严重环境失调的孩子们，对敌国（德国和日本）公开表达了同情，并对美国和美国的少数群体——尤其是犹太人群体——表现出反感。3

比克斯勒（Bixler）描述了一个发生在一名白人工人身上的案例。他曾经与一个黑人同事关系友好。然而，当他与妻子的关系变得紧张，并面临离婚的威胁时，就突然发展出明显的种族偏见。4

我们很容易找到很多类似的证据，但是因此就假设，家庭冲突总会导致对特定群体的敌意，显然是不妥当的。大多数家庭纷争的处理方式与族裔偏见无关。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两者之间显然存在一定的联系。

3. 邻近社群 。大多数人在外部团体，如学校、工厂、办公室或部队中度过的时间比在家庭中度过的时间更长。在教育、商业、军队等环境中的生活通常要比家庭生活更使人产生挫败感。

下面这个案例就说明了发生在家庭和学校中的挫败事件是如何混合在一起继而导致偏见的。一位大学生写道：

我在学校的生活一路顺利，成绩优秀，屡受嘉奖，但我并没有得到全A的成绩单。我为此很不高兴。我的父亲吹嘘他自己在大学时的成绩不是A，就是A+。同时，他还干着一份全职的工作。他不断让我记起他的成就，并贬斥我没有他那么优秀。我感到非常沮丧。我很想要取悦他，但总是失败。最后，我就开始告诉自己和其他人，是犹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