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作弊才使我无法取得顶尖的成绩。（当我现在回过头来思考这件事时，我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那些比我更优秀的男孩们是不是犹太人，或是否参与了作弊。）
这个案例很有趣，它揭示了“感受到的挫败感”和常常被人们忽视的“客观上的挫败”二者有着重要的区别。其实，这名男孩拥有出色的成绩。然而，来自他父亲的批评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他将自身的卓越感受为一种失败，继而引发了对自身的不满和挫败感。
在之前引用过的关于退伍军人的研究中，贝特尔海姆和贾诺威茨发现，那些声称在军队中过着“糟糕日子”的退伍军人，心胸狭窄的比例几乎是持有宽容态度军人的五倍。而那些声称自己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的退伍军人绝大部分持有宽容的态度。5 我们无法对客观事实一一做出检验，但似乎挫败的感受与偏见的产生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而此人在军队中度过的那段日子究竟客观上是好是坏，似乎对偏见影响不大。但是无论如何，挫败感与偏见之间已经建立起了一种联系。
在第14章引用的几项研究中，我们已经看到经济状况所导致的挫败感会引发偏见。读者们能够回忆起坎贝尔（Campbell）所展示给我们的，当市民对工作的满意度较低时，反犹太主义的呼声就会日益高涨。贝特尔海姆和贾诺威茨所提供的证据也表明，经济的下行与针对黑人的偏见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已经有实验对沮丧——攻击——错置的整个进程做出了呈现。实验要求某个夏令营中的男孩们在感受到严重的挫败感（本来计划中自由前往当地剧院活动的休闲时光被宣布取消了，代之以待在营地中参与一系列困难测试）前后就日本人与墨西哥人表明自己的态度，男孩们的年龄都在十八至二十岁之间。在体会到挫败感之后，他们就会将更少的理想特质归于日本人和墨西哥人。并且他们还产生了想把更多不良品质归于这两个群体的轻微倾向。6 虽然这个实验只是唤起了一种心情（mood），所测量的也只是其短期的效应。但它仍然表明了负面情绪会倾向于让人对少数群体做出更负面的判断。
4. 更远的社群 。许多挫败感与更广泛的生活境况有关。例如，倡导激烈竞争的美国文化必然会对未能达到高成就层次的个体造成刺激。他的学校表现、受欢迎程度、职业成就、社会地位都会成为压力的来源。
这种竞争可能会导致人们认为，每一个新来的成员都会瓜分他们获取成功的机会。目前许多人对难民迁入美国的反感就是一个例子。
移民限制是个近来才有的现象。在这个国家发展的早期阶段，所有人的成功显然都依赖于人口的日益增长。人们需要奴隶，一个人所拥有的奴隶越多，他的地位也就越高。人们需要移民，移民能够为工厂和农场提供劳动力。东方人在加州很受欢迎。到处都需要人手以开发资源，无论是白人还是黄种人。但情况逐渐发生了改变。一度受到欢迎的移民，在当地人眼中，境况得到了过分的提升。他们成了自由人、土地所有者，他们的社会地位上升，拥有了大量的财富。当地人担心自己无法再拥有足够的优势以维持自己的地位，于是，舆论的风向转变了。它的第一个表现就是“1908年东方人排斥法案”（Oriental Exclusion Act of 1908）。到了1924年，配额制度迫使所有的移民处于很低的生活水准。最近的紧急立法使之前受到移民限制的数百万欧洲流离失所者之中的一些人得到了入境许可，但即使如此，得到许可的人数之少也足以令人震惊并提出抗议。经济学家告诉我们，更自由的人口流动对国家而言是件好事。但是，经济层面的建议无法代替政府的移民政策，公民们的挫败感使他们或正确或错误地认定封闭的移民政策能够保护他们，满足他们对地位的需求。7
一个现实是，在社会发生剧烈变化时，反犹太主义情绪就很容易高涨，在这些时期，人们普遍遭受挫败感与不安的折磨。具体而言，反犹太主义似乎会在战后重建（对于战败国家而言更甚）、政局不稳、经济衰退的时期迅猛发展。8
战争时期常常也是国内敌对情绪滋长的时期。这是一个富有讽刺意味的事实。人们可能会认为，在国家处于危险的时候，所有的群体都会团结在一起，一致抗击外部的敌人。在某种意义上，一个共同的敌人的确有助于国家政权的稳固。然而，与此同时，民众却遭受着战争所带来的各种挫败感：配给、重税、恐慌、伤亡都会导致国内摩擦的不断升级。在1943年，美国前线战事最困难的一年里，六大城市中的四个都发生了灾难性的暴动，纳粹模式的反犹太事件也时有发生。在对数以千计的战争谣言的收集和分析中，研究人员发现，有三分之二的谣言都对美国国内的特定群体进行了攻击——犹太人、黑人、劳工、行政当局、红十字会和武装部队。9
对挫败感的容忍度
我们现在已经充分证明了挫败感与偏见之间存在着一些关系。但并不是所有经历挫败感的人们都会持有偏见。人们对挫败感有着不同的处理方式，而有些人对挫败感的容忍度要高于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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