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挫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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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对挫败感的实验研究中，林德赛（Lindzey）发现了挫败感的个体间差异。他选取了10名在先前的实验中被证明种族偏见极为严重的学生，与10名几乎不表现出种族偏见的学生。这20名被试逐个被邀请参与一个群体实验。被试将与4个陌生学生（都是实验助手）合作完成一项分拣卡片的任务。实验助手会通过作弊手段让被试成为那个导致任务失败，并连累所有人都得不到金钱奖励的人。然后几位实验助手会礼貌地表达对被试导致的失败的不满。无论他多么努力，都无法挽回自己的过失。没有一个被试“识破”这个骗局。所有被试都表现出了显著的不安。但是——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统计结果显示，那些持有强烈种族歧视态度的被试，与那些种族歧视程度较低的被试相比，经受了更为显著的挫败感。这是通过在实验过程中隐藏的观察者对被试的观察，以及实验人员随后对被试的访谈中发现的——实验人员会在最后向被试解释这个实验的目的与过程。10

这个发现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得到解释。例如，偏见程度较高的人可能在任何时候都更容易产生挫败感；甚至可能饱受体质上的困扰。或者，持有高度偏见的人可能对地位有着强烈的需求，并且渴求周围人的认可；当情况不尽人意，无法满足以上需求时，持有高度偏见的人也会经受巨大的痛苦。他们对地位的强烈渴求成为他们目前挫败感和高度偏见的基础。可能是某种内在控制因素导致了偏见态度的差异。持有高度偏见的人缺乏持有宽容态度的人所拥有的一种“哲学”态度。就我们当前而言，我们无须判别哪种解释才是最合理的。我们现有的依据已经足以证明，持有偏见的个体相较于持有宽容态度的个体，更容易感受到挫败感。

对挫败感的反应

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整个偏见问题的核心。一方面，压倒性的证据表明，挫败感会通过错置的侵略性表现为对外群体的敌意。另一方面，我们不应该过分看重此过程在偏见中所起到的作用。一些狂热分子所说的，“挫败感总会导致某种形式的侵略”，并不一定是事实。因为并非所有人（所有人都会遭受挫败感）都具有侵略性与高度的偏见。

我们在应对挫败感时，一般性的反应并非侵略，而是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尝试克服困难。11 诚然，婴儿应对挫败感的方式往往是表达愤怒。但是一个孩子，乃至他长大成人之后，都能够习得对挫败感的一定的容忍度，并用毅力、规划和智慧的解决方式来替代最初倾向于使用愤怒的方式。

林德赛的实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即持有偏见的人往往也具备较低的挫败感容忍度，因此，在遭受挫败感时，往往会采取婴儿般的愤怒发泄及错置的方式作为应对。

除了对挫败感的容忍度这个可变因素，以及面对挫败感时的不同策略——是采取侵略性的应对方式（愤怒）还是迂回的应对方式（克服），个体之间还存在另一种更进一步的区别。很多时候，我们会感到被激怒，或产生侵略性的冲动，然而，我们是如何引导这些感受的呢？基于第9章和第20章的讨论，我们可能会认为，一些遭受挫败感的人倾向于为此自责，那么这些人就是内罚型的 （intropunitive）。而有些人对生活中的挫败感采取一种分离的哲学态度，他们不会将失败归咎于任何人，他们是不罚型的 （impunitive）。还有一些人将挫败感视作外部因素（或外部因素的缺乏）所导致的。这种外罚型的 （extropunitive）做法可能反映的是现实（如果的确存在外界的挫败感源头），也可能是不切实际的，即这些责罚被错置了。12

当然，只有在外罚型的反应中才存在替罪羊效应。以下是一个明确的例子：

一名炼钢工人对他的工作不满。他的工作充斥着高温和噪声，也不太安全。他曾经希望能够成为一名工程师。在他痛苦的抱怨中，他大声反对“经营着这个地方的恶魔犹太人”。事实上，这个地方并非由犹太人所经营，也没有任何犹太人拥有这座炼钢厂的所有权或参与其中的管理。

我们的结论是，有些人有时会采取侵略性的方式应对挫败感，他们持有外罚型的态度，并将导致挫败感的责任归咎于外在条件；而有些人忽略导致挫败感的真正原因，并将其错置到其他的对象之上，尤其是能够被当作替罪羊的外部群体。这一过程是普遍的，但并非会发生在所有人身上。一个人是否会采取这种应对挫败感的方式，取决于自身的内在气质，在应对挫败感中所建立的习惯，以及当下所普遍流行的应对方式（例如，其所在的文化是否鼓励人们像纳瓦霍人一样将挫败感归咎于巫师，或者像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一样，将挫败感怪责于犹太人）。

对替罪羊理论的进一步讨论

替罪羊理论之所以如此受欢迎，其中一个原因是它很易于理解。这个原因也大大提升了其效度，因为理解必须基于经验上的共性。给七岁孩子阅读的故事书中，也包含了一个以替罪羊为主题的事例。故事如下：

一头大胆的猪和一群鸭子共同搭载着气球在空中飘浮。一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