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内在冲突

场。而共和国最早期的民众也了解这一立场：

1788年7月4日，“美国宪法”通过之日，米克夫以色列的拉比拉斐尔·雅各布·科恩（Raphael Jacob Cohen）出现在纪念阅兵的现场。一位当代作家写道：“神职人员欣然成为这个新成立的国家的一部分。他们也出现在阅兵现场，宗教与政府之间建立了联结。共有十七人加入了游行，其中四到五人互相挽着彼此的胳膊，以示联盟。将意见不合的不同宗教牧师联合在一起十分困难，此次联结显示了一个自由的 政府在推进基督教慈善中的影响。犹太教的拉比与两名福音牧师携手共进，构成了美好的画面。没有比这更能代表新宪法的意义了。它将所有的权利与智能向所有宗教敞开，不仅限于基督教派，而是所有值得获取公平对待的人。6

美国信条并未在态度的变化与形成中失去效力。在最近的一个实验中，西特鲁恩（Citron），尚（Chein）和哈丁（Harding）对一个问题进行了探究，即什么类型的回复最能够消除在公共场所，如面包店、候车室、拥挤的公交车中所听到的歧视言论。在资深演员的帮助下，他们创建了一个场景，参与者会对一名演员所发表的类似于“南欧佬”或“犹太佬”之类带有侮辱性的言论进行回复。之后，他们会得到另一名演员的协助，这名演员将使用各种回复以唤起其内心的偏见。（这个实验的目的并非建立偏见，而是影响旁观者的态度。）研究人员试验了愤怒的答复；也尝试了冷静的、有理有据的答复。旁观者将依据自己的判断，给出他们所认为最有效的回复。本质上，这个实验希望唤起人们对美国信条的信念。结果证明，人们更支持平静的回复，认为这样的态度最能有效击败持有偏见的人，而带有偏见的答复并不符合美国传统。7

我们国家的历史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每一个超出界限的煽动者都会被人以美国的信条为由推下神坛。一名种族主义者可能在一段时间内能够蛊惑人心，但迟早，他会作茧自缚。人们会——基于言论自由——而对少数群体进行伤害。（我们不支持“种族诽谤法案”，因为他们对言论自由产生了威胁。）但是公众的愤慨会消灭这位蛊惑者的气焰。至少目前是这样。正如梅德尔所正确指出的——美国信条依旧保有其效力。

然而，我们依旧需要对梅德尔的“美国困境”理论提出公正的批判。这一理论夸大了真相。评论家指出，由于等级制度与伴生的歧视是基于社会传统的，所以生活在其中的个体并不容易为其在这个庞大系统中所扮演的渺小角色而感到内疚。个体并非系统的创造者。所以责任也不在于单个个体身上。由于个体并没有选择的权利，所以他也不会产生真正的“良心不安”。8

另一个类型的批评意见则不那么使人信服。这种批评认为，经济是决定性的因素。黑人应该“处于底层”的观念是源于白人自身的物质利益。白人不存在任何道德问题，因为道德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用来使经济优势合理化。9 正如我们在第14章中所读到的那样，这种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论证过分片面。它所假设的剥削优势本身就是一种歧视，而享有这一优势也会带来内心的冲突。

虽然我们也需要留意这些反对声音，尽管并非每一个美国人都会经历梅德尔所定义的困境，但是的确有很多人正处于此困境之中。因此，如果我们认为这个理论是有效的，那么偏见就会经常（但不总是）伴随着内心的冲突。

内心抑制

尤其是当内心冲突之时，人们会抑制自己的偏见。他们不会表现出偏见——会只在特定的时刻才表现出自己的偏见。偏见思维在逻辑进程的某个节点停止了。正如怀特（E. B. White）所指出的那样，在纽约，每一个种族问题都能激起骂战，但显而易见的是，表面的风平浪静只是由于人们自身显著的控制。

可以肯定的是，内心抑制在不同情况下的运作也是不同的，人们可能会在与家人交谈、在俱乐部中或是邻里聚会上对少数群体口出恶言。但是当有少数群体在场的时候，人们往往会抑制自己的这种倾向。或者，他会当面口头批判这个群体，但是却不会做出其他的歧视性举动。或者他可能试图禁止少数群体成员在社区学校教书，或从事其所从事的职业，但他并不会参与到街头斗殴和骚乱之中。伴随着（内心或外部的）力量此消彼长，处处都存在着抑制。偶尔，偏见会发展为暴力的、破坏性的、危及人类生命的行为。但是，理论上总是存在这种可能性，即使外部控制力量瓦解了，内心的暴力和愤怒也会引发仇恨。

费斯汀格（Festinger）的一个有趣实验，展示了情境抑制的微妙所在。10 被试群体由年轻女性组成，其中一半信仰犹太教，另一半则是天主教徒。她们被要求选出一名群体代表。所有参与者都知道彼此的宗教信仰。但是在一些情况中，投票者是匿名的，也没有人知道投票者的宗教信仰。当所有的参与者都匿名的情况下，大多数参与者都将选票投给了自己所属的宗教群体成员。然而，在投票者的身份公开的情况下，就不再有那么多的犹太教徒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