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内在冲突

责怪你”。他所使用的，就是这种“普遍印象”的手段。社会的赞同能够为个体观点提供支持（无论这种支持是实际存在的，还是想象虚构的），并保护个体免受内心怀疑与冲突之苦。

另一种防御技巧就是将责任推给受害者。当南方各州爆出私刑丑闻时，南方报刊频繁对此进行反击，指出北方的帮派杀戮也是一种私刑，而它们在北方发生的频率远超过南方的私刑所发生的频率。当纳粹头目在战后被指控犯有反人类罪时，他们反驳说，同盟国也对德国城市中的妇女和儿童投下了炸弹。这种逻辑谬误 （tu quoque，即臭虫论）是一种对负罪感的防御。你凭什么怪责我？你也犯有同样的罪行！所以我不需要接受你的指控。

还有一种是两分法 （bifurcation）的防御方式。“我对黑人没有偏见，有些黑人也是好人。我只讨厌那些行为不端的黑鬼。”“我不讨厌犹太人，我只是不喜欢某些犹太佬而已。”从表面上看来，这些差异似乎代表了他们在群组内细分的类别。他们真的与那些对少数群体抱有歧视的个体不同，完全地避免了偏见吗？并不见得。一旦我们仔细分析他的态度就会发现，“好人”和“坏人”之间的界限，“犹太人”和“犹太佬”之间的界限，并非基于客观证据，而是出于主观的感觉。谄媚的黑人维持了白人的自尊，由此被称为是“好人”。而剩下的黑人都是“黑鬼”。这种二分法是基于是否会对自己造成威胁，而非他人的优点。持有二分态度的人们认为， 黑人、犹太人、天主教徒的“本质”是邪恶的，即使这种邪恶本质只存在于群体中的一部分人身上。

相同类型的防御还有，“我最好的一些朋友是犹太人，但是……”或者“我认识一些有教养的和民主的天主教徒，但是……”通过这种举出例外的手段，我们能够将这种偏见合理化。 如果一个人能够举出一些例外，那就可以证明自己对该类别之下的其他部分所做的判断都是合理的。“例外”是出于理性的诉求，是出于公平的精神，以及美国的信条。如果一个人在特定群体中有一位好朋友，那他对该群体的批判可能并非出于偏见。因为这似乎是一种经过了深思熟虑的、与偏见不同的评价。这一手段常常能够同时愚弄到发言者与倾听者。因为，事实上类似于“我最好的一些朋友就是……”这样的语句，几乎总是用来掩饰偏见的。

与之相似的防御策略还有，“我与犹太人个体之间没有矛盾，我只是对他所代表的群体感到不满”。这种手段对煽动者们而言非常实用。它听起来很专业。但是，这也是一个容易造成混淆的极端案例——最为糟糕的是“团体谬论”。既然犹太人个个都让人赞不绝口（与我们没有矛盾），那么犹太人群体中还会存在邪恶的力量吗？群体是由个体组成的——就是这样。这种特别的双重论述是含有偏见的理论。它承认在群体中，人们总能够找到他们所反感的个体。但是，它并没有反驳人们因此对整个群体所产生的厌恶本质上是一种无根据的泛化。

3. 以妥协为解决方案 。社会生活中一个鲜明的现实是，一个人所具备的不同角色使其行为无法统一。

这种矛盾的行为不仅得到了自身的认可，还受到社会的期待——这取决于具体情况。一名政客需要在他的竞选演讲中表达出对所有人平等权利的敬意，但是他在办公室中，却对特定群体给予优待。一位南方的白人银行家不会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雇佣黑人，但是，他却在选举活动中慷慨地为黑人捐献了一座医院。

这种前后言行不一的情况是正常的。事实上，在我们的社会中，对一致性的狂热追求才是病态的（无论是平权的卫道士还是坚守偏见的人）。见机行事是人类的本能，人们有时会遵守美国的信条，有时也会遵循普遍的偏见。

这种处理冲突的方式在专业层面上被称为“交替”（alternation）。在特定参考框架之下，我们会采用特定的态度和习惯；而在相反的参考体系中，我们则会使用另一系统的态度和习惯。如果我们始终对少数群体成员保持着反感、对立、不友好的态度，那么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受内心的冲突折磨。因为我们无法将对立的价值体系永久地压制住（在这个案例中是美国的信条和基督教义）。但是，我们一旦能够依据自身的道德冲动（我们对国家的忠诚，对黑人雇员的善意，或者为了救助弱者而付出代价）行事，我们就能够更容易地在其他场合对自身的偏见做出解释。

这种交替使某些合理化显得可信了。例如，我们可以说，“事情总会越来越好，我们必须耐心等待”，“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不能立法禁止偏见，这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教育之路”。虽然这种“渐进主义”的观点有一定的现实依据，但问题是渐进主义本身可能是一种以妥协去处理冲突的方式。人们愿意克服歧视——但这无法一蹴而就。

人们的种族态度前后不一的现象引起了心理学家的关注与猜测。12 我们只要牢记两个基本的事实，就能够理解这一现象：

（1）交替是最常见的处理内部冲突的方法之一。我们在节日当天举行庆典，我们在斋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