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焦虑、性、内疚

我们现在能够理解反犹太主义者的立场了。他是一个充满恐惧的人。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所惧怕的不是犹太人，而是他自己——自己的意识、自由、本能、自己的责任、孤独、变化、社会和世界——除了犹太人的一切。

——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

恐惧、性欲、内疚与偏见的关系在许多方面都与我们对侵略性的心理动力学分析很相似。

恐惧和焦虑

理性和适应性的恐惧必然要求对危险来源的准确感知。疾病、即将到来的火灾或洪水、拦路抢劫都属于会造成现实恐惧的条件。当我们准确地察觉到威胁的来源时，我们通常会反击，或撤退到安全地带。

有时，人们能够正确感知到恐惧的根源，但却无法控制它。一个害怕失去工作的工人，或生活在对核战争模糊的忧虑中的公民，他们感到恐惧，却对此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恐惧变成了一种持续状态，即我们所说的焦虑。持续的焦虑使我们保持警觉，我们会将各种刺激都视作威胁。一个生活在失业恐惧下的人感到被危险包围。他可能会认为黑人或外国人想要抢走他的工作，这是一种现实恐惧所导致的错置。

有时恐惧的来源不为人知，或者已经被遗忘或压抑。恐惧可能仅仅是在处理外部世界的危险时内心脆弱感的一种不断累加的残余物。受害者可能一次又一次在与生活的交战中失败。因此，他产生了一种普遍的缺失感。他害怕生活本身。他害怕自己的无能，开始怀疑其他人，他认为他人更强的能力是一种威胁。

于是，焦虑成了一种弥散的、非理性的恐惧，而非针对一个适当的目标，它不受自我的控制。就像衣服上的油渍一般，它会污染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并在个体的社会关系之中留下痕迹。因为他无法满足自身的亲和需求，所以他可能对某些人（也许是自己的孩子）变得专制、富有占有欲，同时抗拒其他人。但这些强迫性的社会关系进一步加剧了他的焦虑，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存在主义者认为，焦虑是所有人生活中的基本元素。由于人类生存的处境本身就是神秘可怖的，尽管人们并非时刻都在遭受挫折，焦虑依旧比侵略性更为显著。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焦虑相较于侵略性更易于扩散，也更具备扩散的条件。

然而，焦虑与侵略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人们常常为此感到羞耻。我们的道德准则奖赏勇气和自立。自豪与自尊心让我们试图掩盖我们的焦虑。当我们压制焦虑时，也开启了一个发泄错置焦虑的出口——被社会认可的恐惧源头。有些人对我们中可能存在“共产党人”几乎感到歇斯底里的恐惧。这是一种被社会所容许的恐惧。如果他们承认自己真正的焦虑很大一部分来自自我的缺失和对生活的恐惧，那他们就不再会得到相同的尊重。

当然，事实是真实的恐惧和错置的恐惧常常混合在一起。尽管共产党人所能造成的威胁远不及许多煽动者和恐惧者所宣扬的那样严重，我们中的共产党人确实构成了一种威胁。在打败日本之后，舆论出现了显著的转变。在此之前，我们对日本的敌意是无限的。不仅仅是日本这个国家，所有日本人也都被认为是狡猾的。甚至连忠诚的日裔美国人也为此被赶入了集中营。在1943年，人们喜爱俄国人，害怕日本人。五年后，情况已经或多或少地发生逆转了。这种转变表明，即使在严重错置的情况下，仍然存在一个现实的内核。人有足够的理性，只要有可能的话，他们就会选择看似最为合理的目标来排遣恐惧。

就我们现在所知的而言，似乎性格中的焦虑主要来源于童年的不幸。在前几章中，我们多次注意到养育方式中的一些特点可能会引发持续的焦虑。对于男孩尤为如此。男孩们为了符合社会对男性的期待而不断努力，他们可能由于过分在意成功与否而长期处于焦虑的状态。排斥性的父母所制造的深深的恐惧，可能会给孩子埋下神经失调、犯罪和敌意的种子。以下的案例绝非极端，但它能够说明其中可能涉及的过程的微妙之处。

当乔治（George）四岁时，他的母亲又生下了他的弟弟。乔治害怕弟弟夺走母亲的爱。他非常忧虑，并开始讨厌他的弟弟。他的弟弟生病了，而他的母亲的确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弟弟而非乔治的身上。这个四岁孩子的怨恨与不安全感与日俱增。他多次试图伤害弟弟，并因此受到父母的制止与惩罚。不幸的是，他的母亲在安抚好乔治前就去世了。乔治再也没能够从这种双重剥夺中恢复。

他上学时性情多疑。他对新搬入的邻居尤为憎恨，他会与所有新来的孩子斗殴。这种测试陌生人的方法在少年时代的圈子里很常见。新来的孩子必须证明自己是能够得到接纳的正常人。在几个星期内，孩子们就能够消除对陌生人的不信任感，与其和解。

但即使在与他们斗殴之后，乔治仍然不会接受某些类型的陌生人。在他眼中这些孩子完全是社区的外来者。他们是如此地不同，以至于看起来像是无法被同化的入侵者（就像他的弟弟那样）。他们住在奇怪的房子里，吃奇怪的食物，有奇怪的肤色和庆祝奇怪的节日。这种陌生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