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焦虑、性、内疚

会减退。新来者是如此格格不入，每一处都能够识别出他们的与众不同（就像他的弟弟小时候那样）。乔治的初始怀疑和敌意始终无法消融。他会接纳那些与他的自我形象一致的男孩（自恋），但排斥那些与自我形象不同的男孩（他的弟弟的象征）。对乔治而言，种族成员的差异就像他与弟弟之间的对立一样，有着相同的功能意义。

在社区中，有许多像乔治这样的孩子。他们并非都与自己的兄弟姐妹处于敌对状态，但都因为各种其他原因产生了被剥夺感，承受着无以名状的恐惧。他们像乔治一样，将个体间的差异视为威胁。他们因为无法确定的缘由而感到焦虑，他们苦苦寻求导致自身焦虑的原因。最终，他们将某些差异作为自身恐惧的合理来源。当所有和乔治一样饱受焦虑折磨的个体同处于一个社区之中，他们就会将自身的恐惧汇聚在一起，并认可同一个虚构的源头（黑人、犹太人、共产主义者），继而产生大量恐惧所导致的敌意。1

经济上的不安全感

虽然很多焦虑起源于童年，但在成年之后，依旧有一些因素，特别是经济的匮乏，能够成为焦虑的源头。关于这点，我们已经引用了相当多的证据（尤其是在第14章），其中经济的下行、失业和经济萧条都与偏见水平存在正相关。

有时候，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可能存在一定的现实冲突，例如黑人地位的提升使其成为一些岗位的有力竞争者，特定民族的成员也可能实际上的确想要阴谋垄断一个行业、工厂或职业。但在通常情况下，这些“威胁”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任何外群体的成员所展现出的野心或地位提升的迹象，无论是否可能构成现实的威胁，都令被边缘化的人群陷入模糊的恐惧之中。

在大多数国家，人们对他们的财产变得占有欲极强。这成了保守主义的支柱。任何真实的或虚构的威胁都会引起人们的焦虑和愤怒（它们混合在一起，共同助长了仇恨）。这种关系的残酷性，在纳粹统治的德国，许多犹太人被送往中欧的集中营这段历史中就有所体现。这些犹太人将他们的财产委托给某个外邦朋友。而他们中的大部分后来都被杀害了，这些财产也顺理成章地成了朋友的财产。但是，有些犹太人侥幸活了下来，当他们向朋友们讨回财产时，他们通常面对的不是欢迎而是憎恨。他们所托付的朋友可能已经花完了这些钱，可能是为了购买食物。一名犹太人预见到了这个结果，于是拒绝请求外邦朋友保管他的财产，他说：“我的敌人想要我死还不够吗？我不想让我的朋友也想要我死。”

彻头彻尾的贪婪肯定是偏见的一个原因。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待人们对殖民地人民、犹太人和原住民（包括美洲印第安人）的负面感情，我们可以发现对自身贪婪的合理化是偏见的一个主要来源。这一过程非常简单：贪婪-攫取-合理化。

人们常将经济恐慌与反犹主义联系在一起。在美国，反犹主义似乎尤为受成功人士欢迎。2 这可能是因为犹太人常常被视为象征性的竞争对手。打压犹太人就是在象征意义上扫除所有的潜在威胁。因此，他不仅被排除在特定职业之外，还被排除在学校、俱乐部、社区之外。人们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一种模糊的安全感和优越感，麦克威廉斯（McWilliams）将这整个过程称为“特权掩护”（mask for privilege）。3

自尊

经济方面的担忧还源于饥饿和生存的需要。但是，在这种理性需求实现之后很久，这种忧虑依旧存在。它们衍生出对地位、声望和自尊的需求。食物不再是问题，金钱也不再是问题——除了，它能买到生活中永远短缺的一样东西：地位差异 。

并非每个人都处于“顶尖”阶层。也并非所有人都渴望成为精英。但是大部分人都希望自身的地位得到提升。“这种渴求，”墨菲（Murphy）写道，“就如同对短缺的维生素的需求一样。”他认为对地位差异的渴求是种族偏见的主要根源。4

对地位的渴求与困扰着个体的，对地位不保的恐惧是一致的。维持摇摇欲坠的地位的努力可能会导致个体对他人近乎条件反射性的蔑视。阿施（Asch）给出了一个案例：

我们从南方人的种族自豪感，以及对保全面子和自我辩护的专注中观察到这一点，这可能是出于一种深刻的，虽然多半只是位于潜意识中的，但却无法忍受的对其地位稳定性的疑虑。他们在面对北方时，为自己是南方人而自豪；在面对新兴的工业秩序时，为自己是腐朽的地主群体而自豪；在面对没落贵族时，为自己是新实业家而自豪；他们在面对贫穷的白人，处于劣势的黑人面前，都展现出自身的骄傲——这些都是一个不确定他们的失败是否是他们自己的错的民族的反应。5

哲学家休谟（Hume）曾经指出，嫉妒似乎只有在我们和那些比我们幸运的人之间的距离足够小的时候才会出现，这样我们才能合理地把自己和他们进行比较——这也是“微小差异的自恋”。小学生不会嫉妒亚里士多德，但他可能会嫉妒得了“A”的邻班同学，因为他的成绩使自己的分数显得格外差劲。奴隶可能并不会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