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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时也讲讲文明。”白已贺说，“不过我现在也正努力往好里混。有时候我想起从前的一切，就像一场噩梦。我觉得从根本上讲我们都是那个时代的牺牲品，是那个时代把我们变得人不人鬼不鬼。从前你总说你的青春毁在了我的手里。我的青春呢？我的青春又是毁在了谁手里？我找谁去要我的青春？凭什么我没有权利向这个时代要求点什么呢？每天上班和下班的时候我混杂在自行车的洪流里，眼前流过无数张呆板无味的面孔，我就想给我机遇给我条件让我也在市长、省长、部长乃至总理的位置上站那么一站，我就不信我管理不了这些脸……哎，丘晔！你怎么走啦丘晔！”

丘晔推车下了便道，骑车一阵猛蹬。刚才白已贺说了些什么她几乎一句也没听见，她实在没有听他讲话的兴趣。谁知白已贺又骑车追了上来，他骑到她旁边悄声说道：“丘晔，我想跟你打听一件事。”

“什么事？”丘晔问。

“其实也不重要。我想通过你打听一个人的电话。”

“谁？”丘晔问。

“普市长，普运哲同志。”白已贺说。

“没事你打听人家电话干什么？”丘晔说。

“厂里有点事，技术改造方面的事。”白已贺说。

“普运哲又不主管工业。”丘晔说。

“但他是常务，常务什么都管。政界的事我也明白一二。”白已贺说。

丘晔沉吟片刻说：“我怎么会知道市长的电话。”

“我看你是小看人。”白已贺说。

“我说了，我不知道。”

丘晔说完甩下白已贺就往前骑，白已贺没再追上去。他信马由缰地骑在人流中，很为丘晔的回答感到失望。直到进了工厂，坐在办公桌前，才自我安慰似的想到，也许了解普市长的电话并不重要，市长能亲自接一个陌生人的电话吗？他的电话一定都是秘书接。就算白已贺掌握了普运哲的电话，他又能同他的秘书谈些什么呢？

白已贺坐在设计科，翻弄着手下那些进口的原版画报，画报上很有些款式脱俗、印刷精美的女鞋。他扔下画报又信手抄起一份《长邺日报》，一眼就看见普运哲正在视察什么地方，这使他越发觉得和这个人直接取得联系是那么刻不容缓，那么他应该写一封信，一封给普运哲的信，他应该找到他家的地址把信寄到他家，抛开秘书啦、收发啦等等，他应该让他本人直接读到这封信。信和电话比较起来，信有时显得更郑重，更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架势。

白已贺从抽屉里翻出一沓皮鞋厂的信笺，把上方那一溜印刷体红字裁掉，开始写信：

普市长：

您好。您也许不认识我，但我却掌握了一件与您的个人名誉有直接关系的事实，这个事实也牵涉到一位美丽的女士。倘若这件事实公布出去，不仅您的家庭会蒙受耻辱，您本人的前途命运也将遭受无法估量的打击。因此我想采取另一种方式，听听您的意见，看如何办才好。

您愿意就此和我谈谈么？如有意见面，请于×月×日晚九时在火车站广场钟楼下等我。本人性别男，身高一米七九，手持红色女式高跟鞋一只。

此致

敬礼

一个关怀、爱戴您的人

×月×日

剩下的问题是尽快打听到普运哲的住址。白已贺这时倒想起了利用电话，他觉得这种电话是再好打不过了，比如打给市府的收发室就行。

中午，他趁科里的人去食堂打饭的空隙，很快从电话号码本上查到了市府收发室的电话，他冒充一个外县的司机，说他是那个县的人，是来给普市长送东西的。什么东西？就几箱果茶。谁知一进城就转了向，怎么也找不着普市长的家了。收发室的师傅立刻告诉他普市长住光明街，光明街八号。

光明街八号，白已贺的血液在体内沸腾起来，他马上想起了那几栋单门独院的两层小楼。这么说普运哲真住在那儿？而那个高跟鞋的主人——那个底片的制造者就住在离他不远的地方？这是一件很值得费心琢磨的事情，但白已贺准备把这种琢磨放在以后，现在他要出去寄信。

他来到邮局，买了一个信封和一张邮票，然后填上信中空出的约会日期——他填的是三天以后。三是中国人爱用的一个数字：好话不过三，三碗不过岗，三句话不离本行……有时候三意味着限制，有时候三意味着宽裕。白已贺把约会时间定在三天以后就是在时间上给普运哲打出了富余。

白已贺把信投进了邮筒。

下班以后他又一次从光明街上经过。光明街仍然是静谧的，那几栋楼房都有灯光。普运哲的房子就在这几栋楼之中吧？他没有搞清八号究竟是哪个院子，他不敢在暮色中贸然接近这些房子，毕竟他是一个远离他们之外的人物，他的心中永远烙着抹不掉的自卑。他离开了光明街，路过一家蛋糕屋时，给女儿买了一大块巧克力“树根”。

白已贺给白银买“树根”的时候，葛佩云正在光明街八号呆坐。早晨她把保姆打发走以后，差不多就这样呆坐了一天。

葛佩云虽然恨透了这个多事的保姆，可她又实在没办法向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