姆表示她的愤恨。她只能怨自己的命不好，怨恨一切都是那么凑巧：凑巧这时家里就来了这么个保姆，凑巧保姆就大动干戈收拾房间，凑巧就扔了那双高跟鞋。
丢鞋这个铁一样的事实给葛佩云的打击太大了，甚至大大超过她发现丈夫和那个女人的私情。要说大祸，这才是真正的大祸，是她为丈夫为家庭闯下的大祸。她后悔，她自责，她心焦，她惊恐，她坐不安立不稳，她一天滴水未进。她在最最无所适从的时刻只有一点一直清醒：原来她的义务应该是维护这个家庭。她比任何时候都渴望维护她的丈夫，维护他的荣耀也维护他的错误，连那个斜歪在丈夫身子底下的那个女人她都应该维护。有多少妻子放任着丈夫去玩弄那些心甘情愿的女人，现在葛佩云觉得这种妻子才是最大度最明事理的妻子。男人少得了什么？到头来吃亏的还是那些被男人压在下边的女人。一想到这里葛佩云就由恼恨保姆转向恼恨自己，她还想起被她藏在房间的那架照相机，那些显影罐、显影液。现在她最怕看见的就是它们，是它们的存在才使这个家庭走向了危险的边缘。
当她想得精疲力竭不能自持时她又拼命把事情往好处想，她想就算鞋被人捡走，但那双鞋的确是双不能再穿的鞋，谁能想到把鞋拆开？谁会以为鞋里藏着宝贝？捡鞋人会再次扔掉那鞋的，说不定那鞋已被清洁工送往垃圾场烧了呢。那么这就是一件谁也不知道的事，不知道就等于不存在！葛佩云越发阿Q起来。假如真是这样，她决心一切重新开始，她要好好地对待她的丈夫，容忍他的一切，不再搜查他的书桌他的抽屉，不再妄图打开他的密码箱。即使她再撞见丈夫和那个女的亲近，即使撞见他正和她××，她也要假装没看见。人常说“两眼一闭”，对，就两眼一闭。
夜里她不断做着乱梦，后来才渐渐睡着了一会儿，她梦见在老家看过的一个电影：打仗的，打日本的，有个老更夫在漆黑的乡村街道上敲着梆子喊着：“平安无事喽！平—安—无—事—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