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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又佳指着靠近门口的那组灰蓝色丝绒沙发。

普运哲端起水杯从他的转椅上站起来，一边向沙发走去一边对陶又佳说：“在这间房子里还从来没有人指挥过我应该坐在哪里。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我怎么知道。”陶又佳说。

普运哲望着陶又佳：“你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是吗？”陶又佳说，“我只是觉得一张用惯了的桌子可能会影响您对另外一些问题的思维，比如我们杂志这个栏目。”

“说到你们杂志这个栏目，我倒有一些想法。”普运哲说，“一方面这是展示杂志本身实力和影响力的一个手段，另一方面它也督促被采访者积极地思索公务之外的人自身最本质的一些事情。比如你有一个问题是‘生活中您最思念的人’，坦率地说我可以不老实地回答这个问题，虽然它确能引我思念起那个我最思念的人。因此可以说这个提问本身只给了我一次思念的机会。你想，当我被会议被文件被贸易谈判被宴会搅得心绪烦躁的时候忽然有人对我说一句‘生活中您最思念的人’时，我一定会下意识地进入片刻的思念状态，这状态也许很短很短，也许十秒钟也许五秒钟，可你不能不承认这句提问多多少少影响了我那么一下。但问题的关键是，究竟有多少读者对我这样一个市府官员的答题感到兴趣呢？于是……”

“于是，您很可能巧妙地绕开话题，或者再说直接一点——”

“耍个滑头是不是？”

“也可以这么说。”

“那是因为我怀疑到底有多少人对它有兴趣。”

“起码长邺市的市民会有兴趣。”陶又佳说。

“但《星探》是一个发行全国的公开刊物，除了长邺市的一百多万人口外，外地人又有谁知道普市长是谁呢？因此他们也就不会关心他思念谁或者不思念谁了。我们并不是名人，那些真正的名人是指对一个时代的情绪至少产生过影响的那种人，他们超越了市界、省界、甚至国界，他们才是公众真正有兴趣的人。远的不说，就说我们长邺市的作家董达，如果你写一篇关于他的生活的问答，肯定比你坐在这里问我更能吸引读者。”

“您认识董达么？”陶又佳说。

“我不认识，但我读过他的一些小说。我想你们一定会很熟。”

“是比较熟，”陶又佳说，“他曾经是我的丈夫。”

普运哲注意地看了看陶又佳，应该说是瞬间的观察。当他发现陶又佳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常态，他还是说：“对不起我没有想到。”

“这没什么。”陶又佳说，“我只关心您是不是对这次访谈改了主意？”

“当然没有。”普运哲说，“我前边的说法并不是要否定你们的设想，一份有自己想法的杂志应该做多种尝试。我们把这次访谈不妨也看做一种尝试，在这个过程中总结得失权衡利弊。”

“那么您现在愿意谈谈您生活中最思念的人吗？”陶又佳把谈话的主题拉回来，并打开了录音机。

“我最思念的人是我的姑姑。”普运哲说，“你知道我不是长邺市人。”接着他说出了胶东半岛一个美丽城市的名字——琴岛。陶又佳禁不住插嘴说：“原来咱们还是同乡呢！我在那儿一直住到十二岁。”

曾经同居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的经历骤然间拉近了普运哲和陶又佳的距离，他们暂时撇开了那位被思念的姑母，很自然地询问起彼此当时的住址。原来他们住得不远，当念中学的普运哲背着书包在清晨，在薄雾中静谧地起伏着的林荫道上匆匆疾走时，很可能迎面遇见过坐在童车里被保姆推着出来散步的陶又佳。他们还提到了许多好玩的地方，以及那里的涛声、四季的雾，还有牡蛎、鱿鱼和他们共同爱吃的花生酱……

最终他们的话题还是回到了普运哲的姑姑身上。陶又佳得知普运哲很小就失去了父母，他的父亲解放前曾有一家轮船公司和一家针织厂，但解放初期普运哲便同时失去了父母和富裕的经济基础，是姑姑一手把普运哲养大。姑姑是一名基督徒，她为普运哲的成长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甚至终生未嫁。姑姑一直没有正式工作，她的信仰以及普家复杂的海外关系的背景，使他们姑侄俩人在那个年代生活得很狼狈。为了普运哲的学业姑姑什么临时杂活儿都干过，她舍弃了自己的面子和容貌，曾经和一些半大男孩子坐在一起为火车的餐车或者轮船剥葱头。他们不停地把葱头剥净洗净，姑姑的劳动所得才只够他们两人吃大锅饼。普运哲说他记得在那些年月里，姑姑的眼睛总是被葱头的味道辣得红肿，流着热泪。但是念大学以后他却抛弃了姑姑这个惟一抚养了他的人，因为姑姑抚养了他，也影响了他的政治前途，在大学里他迟迟不能加入共青团。结果他终归和她断绝了一切关系，他退回她的一切来信，连姑姑用拆掉自己毛衣的线给他织的毛衣他都拒绝接受。而且大学毕业时他主动提出分配到外省外地，离琴岛越远越好。

“后来呢？”陶又佳问，“您一直没有和她来往过？”

“自然不是。”普运哲说，“那已是八十年代中期了，她突然从国外给我来了信，因为她早已和国外的祖父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