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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去了国外。她在信中说很希望回来看我。”

“您是不是马上给她回了信？”

“没有，我没有勇气。后来她接连来信我仍然没有回信。直到有一次我接到了她要回国的电报。”

“我猜您接她去了。”

“去了，我终于下了决心去机场接她。当一位满头银发、一身大红风衣的老人张开双臂向我走来时，我一点也没有认出这就是我的姑姑。她一脸惊喜对我没有一点责备之情，她紧紧地拥住我，我仿佛立刻就闻见了一种气味。”

“是香水？”

“不，是葱头味儿。当然不真是葱头，那确是香水，一种气味典雅的香水……我哭了，那是我成人之后第一次真正地流泪。姑姑也哭了，她叫着我的小名说：‘哦，我亲爱的贝贝，一切我都不怪你，我回来就是想告诉你，我最怕的就是你现在还不能放弃你对姑姑的内疚。什么时候你不再内疚了我才能有最后的快乐！’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普运哲说，“一个备受时代折磨和亲人打击的女性，她最最不安的竟是这亲人对她存有内疚。我答应了我的姑姑，她在国内轻松愉快地度过了三个星期，回去不久就去世了。”

普运哲沉默了片刻，把刚刚点燃的一支烟在烟缸里捻灭，眼睛看着别处对陶又佳说：“我的话不知切题不切题。”

“您为什么还要提这种问题呢？”陶又佳说，“我关心的是您是不是希望我把您的话全部发表出去呢？我说的是全部。”

“我时刻没有忘记我是在面对一位记者讲话，我猜是一位聪明的记者。”普运哲说，“不过你的录音机已经被关掉了，我趁你不注意。”

“我已经发现了这点，”陶又佳暗自笑笑说，“可是我从来不过分依赖录音机，我更相信我的脑子，我善于忘掉多余的，记住一切有用的。”

“果然我对这位记者的判断没有错。”普运哲说。

他们都笑了，气氛也轻松了许多。

陶又佳重新打开录音机，开始提出另外一些问题，她问普运哲，当您作为候选人参加选举时您会投自己一票么？普运哲说，他会毫不犹豫地投自己一票，因为假若一个人连自己都不相信又怎么可能让选举你的人相信你呢？

陶又佳又问普运哲：“您最喜欢的颜色？”

普运哲说：“蓝色。”

“您最痛恨的事情？”

“不守时。”

“您最喜欢的通俗歌曲？”

“《潇洒走一回》。”

“您最爱听的中国民歌？”

“《康定情歌》。”

“您的人生座右铭？”

“工作着是美丽的。”

“您在童年最开心的娱乐？”

“偷走同桌女生的作业本使她大哭。”

当陶又佳提出“能不能同读者谈谈您的妻子”时，普运哲看看手表打断了提问：“对不起现在是五点钟，我们约好的时间是一小时。”他有些抱歉，但又不容置疑地说。

的确五点钟到了，可陶又佳却觉得谈话才刚刚开始。心中有种模糊不清的感觉使她很想把谈话延长一点，再说她看出他的情绪也并不疲塌。可是他偏偏有这种在愉快的谈话中使一切戛然而止的本领，与那种没完没了、“疲劳轰炸”式的谈话相比，陶又佳隐隐感到她更满意这种风度。后来她对自己用“满意”或“不满意”来形容普运哲感到过害羞——当时她是谁？

陶又佳在五点零一分时做了告辞。普运哲说如果不是五点一刻他要开会，他愿意继续回答陶又佳的问题，然而他有会。使陶又佳感到欣慰的是他答应请秘书沈强再做一次安排，具体时间他让陶又佳和沈强联系。

陶又佳从市府出来骑车回家，她第一次仔细地关注起长邺市的街道。她发现绿化队的喷水车正把高高的水柱喷向路旁的法国梧桐，中心广场的音乐喷泉也已经竣工，一排排错落的金属管子好似教堂里的管风琴。她幼年居住的城市琴岛就有一座规模宏大的教堂，教堂里就有管风琴，可她从未听见过它的演奏，刚才她和普运哲还提到过那教堂和那管风琴。再往前骑她看见了长邺市那座老教堂，它的规模远远比不上琴岛的教堂，陶又佳相信长邺这座教堂里也没有管风琴。但是此刻教堂那狭长的哥特式彩窗给了陶又佳一种幽远的神秘感，这是从前她没有发觉的。接着映入她眼帘的是几幅巨大的广告牌，上面是几家住宅小区的鸟瞰图，并配有文字说：“康泰花园小区环境优美、规划完善、居室敞亮、材料考究，设备极尽现代化的要求，是您享受高品质生活的地方……”再往前骑，是一家三星级饭店升为四星级的剪彩仪式……这一切都使陶又佳预感到长邺市正在接近“可居”城市，而先前她总觉得自己是客居长邺的外人，终有一天她要回到她那座湿润的海滨之城琴岛。

陶又佳既是细致观察起长邺，便不难发现它的一些瑕疵，她发现路边新竖起了一块块街名标牌，使这个城市大杀风景。这些标牌设计小气，做工粗糙，字体也不规范，好比几根简陋的废铁管被人胡乱焊接在一张凹凸不平的铁板上，充满着一种乡村铁匠铺子打制出来的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