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死人之性

算，只管一个劲儿地按动快门；即便照片洗出来，底片也仍然留存在电脑的永久记忆中。忘却，这只虚无的猴子，如今多了一个孪生兄弟——存储器的死亡记忆。原来的老相册你可以看得津津有味，里面是为数不多的留存下来的照片。可如今的电子相册呢，里面不加挑拣地保存着一切，整个过去的庞大规模。在电子照片孜孜以求的极限状态中，被记录的生活与其现实长度完全相等，却无人问津。

我所看到的，正是如此庞大的图像垃圾箱：拍糊了的照片，一气好几张连拍，跑出门外的狗尾巴，无意间晃到的咖啡馆天花板。与之大体相似的印象可以从社交网络中获得，那里挂着成千上万张粗制滥造的照片，用大头针一样的标签别住。等待它们的，将是另一个墓地——巨大的人像档案，对于其中绝大多数人我们一无所知，除了他们曾经活过。

这种“不死”是可怕的，更可怕的是，它往往非你所愿。如今照片所记录的，不是别的，正是死掉的身体，是被剥夺了个体意志和选择的那部分自我，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将之据为己有，毫不费力地加以固定和保存。这是死掉的，而非留下的。

古时候，是否留念于世由人自主选择。大可以选择清清爽爽地离去，只在墓碑上刻下诸如此类的碑文：“恭顺的罪人德米特里·拉林、上帝的仆人和准将，在此碑之下安享世界。”而现在，无法离去似乎已成必然。无论你愿意与否，等待你的都将是被莫名其妙延长的存在，你的外貌将在其中保存到时间尽头，而消失的，正是那些你之为你的东西。

销声匿迹、隐身于监视器之中已经成为一种无人能及的奢侈。

如今，暴露于摄像头之下和遭逢暴雨一样毫无征兆。有谁会花时间看完这些呢？我们的外貌被成千上万的监视器刮取——火车站、公交站、商店、楼道口，就像预先登记在案的指纹。这些图像没有编号，不过是森林里随新随老的无数叶片。

随着录音、摄像的产生，不可再现之物从生活中消失。乔治小姐 [7] 的表演，巴济奥 [8] 的歌唱，这些在当时只能依靠口口相传，需要爱好者为之付出努力：猜测，想象，还原。而如今，过去的一切皆触手可及。音像记录持续得越久，人们在半死状态就被塞得越牢。他们的影像在走动，在说话，他们的声音在回响；只要你愿意，他们随时可以引发你的愤怒、失望、欣喜。这一现象的极致，是陈年的色情片：无名且无生命的肉体依旧做着机械运动，而其载体早已入土或者化为骨灰。

但身体，通常而言，是无法流传的：它既没有解说牌，也没有区分标志。它被事后剥夺了任何记忆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痕迹——故事，生平，死亡。这使其获得了不体面的现下性，且越是赤裸，就离我们越近，离人类记忆就越远。关于这些人我们所知道的只有两点：首先，他们已经死了；其次，他们无意将自己的身体遗交永远。这些曾经仅具功能性意义的欲望与满足的周转，拒绝顺从“人固有一死”的至理名言，至今仍像机器一样运转着。而在此处，至少于我而言，这台机器所生产的乃是怜悯。

克拉考尔和罗兰·巴特曾经论述的全部规律此处同样适用：视频中的标记（比如床铺上方的俯拍，男人瘦削的小腿上的黑色长袜）试图成为编号，将所发生的事件讲述为故事，具体到此处，是关于时间之构造、味道与触感。但事实上，被看到的只有裸体，意外地成为了最后之物。这些赤身裸体之人，他们的大腿和肚皮，他们曾经新潮的胡子和刘海儿，都任凭观者裁决。他们既没有名字，也没有未来，一切都隐没在了他们所处的20世纪20年代，30年代，40年代。他们那些赤裸的行为可以被任意暂停、快进、重放，而他们不得不重新举手抬腿，关窗锁门，假装独处一室，且仍然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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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有位俄国女收藏家在斯里兰卡买了一小套照片，深受触动，一年后专门返回此地，买下了所有相关照片，并多方探寻这个已经消失的家庭的足迹，竭尽所能地赋予了它们奇特的不朽，就像某些与主人失散的物品所获得的那种。这些照片究竟有何独到之处？是什么使其从普通无奇的大多数中间脱颖而出？也许，正如博物馆藏品之于平庸的同类，是不寻常的品质使其赢得了高度关注。这个家庭的一家之主朱利安·拉斯特是一位职业摄影师，家庭相册中的任何一张照片都不仅仅局限于单纯的功能性、对存在之物的功利性保存，而是散发着独特的完善性磁力，为照片赋予了展览品的神奇光泽。一家人站在雪地的云杉树枝之下，坐雪橇的孩子和驯服的小鹿，一群游泳者，一群骑马者，一群牧羊犬——每一张都堪比电影剧照，令观者欲罢不能，期待着新的故事、新的照片，渴望获知每一位主人公的结局。

一个极大的不公平在于：人们，也包括其肖像，永远无法逃离初始的基础性的不公，即以“有趣”和“无趣”，“吸引人”和“不吸引人”作为划分标准。优势永远站在光鲜夺目者一侧，而那些不会吸引眼球者则永远处于世界背光的一面。所有人都对此心照不宣，因为我们的身体本质上就是实用主义的。这一偏好与教养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