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永远的漂泊者

我们只看到聚光灯下，却看不到黑暗中人。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 [1]

[1]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1898—1956），德国剧作家、诗人。

太姥姥的数十张明信片，在辗转于战前的俄、法、德边境之后，竟奇迹般地得以幸存。明信片上不时便会提及收到或寄出的书信，承诺还会再写更详细的长信。但这些无疑存在过的书信却一封也没能留下，原因不言自明：对于视觉化客体的普遍青睐并非始于昨日。在我小时候，经常翻看那两大本厚厚的明信片集，那上面有被骷髅拥抱着的大理石少女，有灯火通明的夜尼斯，至于明信片背面密密麻麻的文字和一个个邮戳则从未在意过。

时隔一个世纪，当我开始阅读那些文字时，事件顺从地排成链条，逐渐变得明晰——哪封是对哪封的回应，哪封在哪封之后。除去最基本、最直接的内容，除去随口提及的少量细节，有一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在这些文字当中，没有任何东西与犹太有关，不仅从未提及任何与犹太教传统有关的节日、习俗，而且从未使用过犹太语——被驱逐与被侮辱的文字。

在这些通信中交替使用拉丁语、医疗诊断术语，时而还会掺杂法语和德语；而在家庭世界使用的那种语言，那种完全有可能成为通信者之间的暗语或者接头暗号的语言，却仿佛被废止了，绝口不提。只有一次，在谈及家庭事务和春季考试时，我未来的太姥爷突然使用了一个禁忌词汇——（“эс редцех а зай！”）。他正是这样使用的——给这个词汇同时加上了括号和双引号，仿佛把它压在了博物馆的橱窗玻璃之下。这是一个用于表达惊讶的句子，字面意思是“这绝对是真理”，实际意思则恰好相反：“通常认为如此，而我却不信。”这句话用在这儿是什么意思呢？显然是为了与那些这么说的人划清界限，表明自己与女收信人之间共同的与犹太族的格格不入。可他们在童年也正是这么说的，不带括号和双引号；而且，在外部观察者看来，他们也应该这样说才对。

在20世纪30年代，曼德尔施塔姆读到了格奥尔吉·伊万诺夫 [1] 关于他的回忆录。在题为《中国阴影》的一组散文中，“犹太”一词仅仅出现过两次，两次都是用在曼德尔施塔姆身上的。伊万诺夫认为，曼德尔施塔姆的面孔如此独特，能让小卖铺的老太婆想起自己的亲孙子，“某个扬克利或奥西普”。在谢尔盖·马科夫斯基 [2] —曼德尔施塔姆曾在他主办的杂志上发表过作品——晚年的笔记中，同样能够读到这种嘲弄戏谑的腔调。他们巧妙地将既往生活的事件隐藏在笑话背后，试图将个案说成典型。在讲述年轻诗人和自己的母亲——弗洛拉·奥西波夫娜·韦尔波夫斯卡娅一起去编辑部做客时，马科夫斯基轻慢地将后者称为“老大娘”，说她讲话带有鲜明的方言特点（对于彼时过于敏感的听力而言尤为刺耳）以及滑稽的异族人语言的实用主义：“吾啊伐晓得该拿伊个怎么办，吾家是做生意的，贩皮革的。伊个倒好，只晓得写诗写诗！”

或许可以认为，此处被凸显和戏仿的乃是阶级性，而非彼时已然冒头的种族性，但能够感觉得到，正是犹太民族属性——而非贫穷，或者傲慢与自卑的滑稽结合，更非其诗歌作品本身——从最一开始就决定了俄国文学圈子在20世纪头一个十年对曼德尔施塔姆的定性。这种特性在当时而言是异类的，掩盖住了其余的一切。在涉及曼德尔施塔姆最初的文学尝试的资料中，很少不重点关注其民族属性的，而且，其直白程度在今天看来令人震惊。在米哈伊尔·库兹明的日记中，首次提及年轻诗人时甚至没有指明其姓氏，而只说他是“季娜伊达的犹太崽子”。而这个季娜伊达·吉皮乌斯 [3] 在写给大名鼎鼎的瓦列里·勃留索夫 [4] 的推荐信中说：“这个神经衰弱的犹太崽子，两年前还在编草鞋呢，现在却出息了，偶尔能写出很不错的诗句来。”在著名的维雅切斯拉夫·伊万诺夫“塔楼” [5] 里，对于客人，尤其是文学圈的客人历来十分刻薄，曼德尔施塔姆在这里总被人称作门德尔松 [6] ；不过，有何差别呢？

1911年10月18日，安德烈·别雷写信给勃洛克：“你莫以为，我入了黑色百人团 [7] 。不过，透过城市的喧嚣和农村的沉思，迫近的种族运动听得越来越清楚。”勃洛克也在倾听这一来自地底的轰鸣，对于雅利安人和犹太人的相互关系尤其关注，并且区分出了犹太佬（肮脏的、愚昧的、不可理喻的异类）和多少可以接受的犹太人。十天后，他在日记本上写道：“晚上在奎西萨纳 [8] 喝茶——皮亚斯特 [9] ，我和曼德尔施塔姆（永远的）。”括号中的“永远的”显然是对“永远的漂泊者” [10] 的影射。这一影射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直至恼羞成怒的吉茨安·塔比泽 [11] 在文章中首次公开谩骂曼德尔施塔姆是“饥饿的流浪汉、阿格斯菲尔”，后来又骂他是俄国诗坛的赫列斯达可夫 [12] 。阶层和种族优先，个性充其量是饭后甜点。借用同一个勃洛克的说法——这是很多年后，当他终于对曼德尔施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