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永远的漂泊者

姆的诗歌给予承认时写在日记本里的：“慢慢地你会习惯，犹太崽子藏起来了，出现了艺术家。”

为了被人注意，犹太崽子，不管他是谁，都必须藏起来。然后接受擦洗、加工、改良，消除一切可能暴露其民族和家族属性的特征。1904年，托马斯·曼正面评价了自己未来妻子的家庭：“舞蹈厅里挂着精美绝伦的汉斯·托马 [13] 的作品……在和这些人交往的过程中完全不会想到犹太人，除了文化之外感受不到任何其他东西。”

文化圈的归属即默认着割裂犹太身份。而对于犹太身份的坚守则被看成迂腐，“仿佛在罗马帝国覆灭之后还存在着某个民族，并且有可能在其原生民族性之上建设文化似的。”父母均为犹太人的帕斯捷尔纳克如是写道。20世纪初那些高学历、有教养、受世俗教育的欧洲犹太人完全否认自己与那些背井离乡、口音浓重、信仰守旧的同族人之间有任何共通之处。对此他们没有任何温情的回忆。对于有意愿且有机会接受同化之人而言，能够令人联想到犹太的一切均被视为丑陋的返祖现象，譬如有幸爬上陆地的动物拖曳在身后的鱼尾。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数十年，在以赛亚·伯林 [14] 的回忆录中讲述了他和帕斯捷尔纳克在1945年的会面，说后者“非常不愿意提及这一话题，倒不是因为他对此感到多么羞耻，只是因为他不喜欢。他更希望犹太人能够被同化，不再成之为一个民族。我注意到，我每次提及犹太人或者巴勒斯坦都会给他带来明显的痛苦”。

摆在世纪之交的一代犹太人面前的三种可供选择的出路——革命，同化，复国——彼此之间其实并无本质差别。西奥多·赫兹尔 [15] 彼时新创的犹太复国梦尚未落地生根，关于意第绪语和希伯来语的争论 [16] 正如火如荼，很多人已经倾向于后者，即以古代、初始典范之名拒绝被迫害、被驱逐、被排斥的自我现状。同化——自愿浸入强势的他者文化之河——由来已久，当教育及财富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便会自然出现。父辈的陈腐宗教眼看着黯然失色，而宣扬平等友爱的革命愈发魅惑，将阶层和民族的障碍连根铲除。1905年10月17日，我的太姥姥走上街头，跟陌生人和半陌生人手挽着手，但每个人都像是至亲之人，这不难理解——他们可是为了建设理智公平的新世界而走到一起的。这种新的同一性与旅行颇为相似：当你身处距离熟悉的世界数千公里之外时，会突然感觉自我得到了升华，变得更美丽、更睿智、更能区分善恶。太姥姥在下诺夫哥罗德兵营所散发的传单，与其童年和少女时代的体验殊无共同之处，唯其如此，将这些对自己而言同样崭新的信息传递出去才显得愈发重要。而在家庭语言中，这些概念都是缺场的。

在阅读1907—1908年留存下来的信件时不难发现的第二点，是它们散发出一种聚合性热度，而其源泉正是彼时的外部世界对犹太人开列的罪状：家庭的拥挤抱团，对于融合了亲人、朋友、熟人以及熟人的熟人的有机体的每一个细胞的持续关注。笑话和讽刺传单中的犹太人正是这样的，他们只知道自己人，只帮助自己人，他们为数众多，抱团扎堆。但当你彻底了解了这群被迫远离传统之人的孤独与空虚时，一切就都不足为奇了。这群异族人的确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东西，除了他们自己。

卡佳眼下在哪儿呢？法尼娅在那不勒斯。薇拉的地址我没有，法尼娅的地址如下。伊达·什吕梅尔跟我打听过你们。我跟你们的亲人见了面，他们想给你们拍电报。如果你们去洛桑，请代我问候维格多尔奇克姐妹。

在旁人看来滑稽可笑的——讽刺漫画铺天盖地，上面的犹太人像蟑螂一样无孔不入，必须用敌敌畏杀死——对他们而言则无异于杂技运动员的保险绳和防护网。但很快，非但旁人，就连犹太人自己也开始为此发窘。以进化论为信仰，以诸如“未来不会接纳所有人”等格言警句为论据的同化，其逻辑要求在自我内心承认，犹太人也是分三六九等的。于是乎，受过良好教育的维也纳犹太居民对于东方同族人的涌入深恶痛绝，将其蔑为口齿不清的乡巴佬；而世俗化的敖德萨犹太人则对从立陶宛来的新拉比避而远之，看不惯他的宗教狂热和可笑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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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塞尔·普鲁斯特曾饶有兴致地观察过自己的友人马尔克·布洛克 [17] ——一个漫画式的犹太人的古怪行为。后者的标志性特征之一便是旗帜鲜明的反犹主义，总是毫不掩饰地抱怨犹太人太多，而且还到处乱伸鼻子，乱加评论。普鲁斯特写道：

有一天，我和森-鲁坐在海滩上，从旁边一顶帆布帐篷里传出对于充斥巴勒贝克的犹太人的咒骂。“在这儿每走一步都能撞上一个犹太佬，”一个声音说，“我并非犹太族的死敌，可实在是被他们挤得透不过气来。满大街都是什么‘阿布拉姆！我见到扬克利了！’不知道的还以为这里是阿布基尔呢。”此人随后又大肆抨击了一通以色列，终于走出了帐篷，我们一抬眼便看见了这个反犹主义者——我的朋友布洛克。

无独有偶，1926年帕斯捷尔纳克在一封书信中写道：“周围几乎挤满了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