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永远的漂泊者

太佬，而且好像就指望着被人画进讽刺漫画或者告上法庭似的，真是没有一点美感。”

与普鲁斯特本人不同，其作品的讲述者并未受到犹太血统或者同性恋倾向的困扰，他被作家赋予类似透明玻璃的观察者角色，其目光未被世纪暗疾所扭曲，在他看来，被同化的犹太人便是其中之一，他不知道哪个更难被原谅——是保持异质性呢，还是期待被同化。普鲁斯特认为，这种期待注定是要落空的。就在记叙巴勒贝克海滩见闻的同一页还提到，那些“不被接受者”的最主要的缺点恰恰在于其绝无可能被掩盖或消除的种族性：

当布洛克的堂姐妹和叔叔舅舅或者同宗同族的男士女士——他们总是形影不离，不容许异族分子混入其中——去娱乐场时，有些人去跳舞，有些人去玩巴卡拉牌，这更像是某种同类者的游行，这些人与那些盯着他们看的、每年都会见面却从不打招呼的人毫无共同之处，（……）即便是普通的巴黎商贩及其女儿们——那些漂亮、傲慢、好嘲弄人的典型的法国女郎们，也不屑于理睬这帮吵吵闹闹、没有教养的野丫头们，尽管后者严格遵守旅游地时尚，总是摆出一副刚刚捕虾归来或者正准备跳探戈舞的样子。至于男人们，虽然身着华丽的晚礼服，皮鞋擦得锃亮，但其个性鲜明的面孔总会让人联想起艺术家的作品，这些艺术家们致力于追求“对材料的深刻理解”，像为《福音书》或者《一千零一夜》做插画一样，努力呈现诞生这些故事的国度，将圣彼得或者阿里巴巴的面孔塑造得跟巴勒贝克最胖的赌徒殊无二致。

此处并不能一下子搞清楚，究竟是谁“不容许异族分子混入其中”：是没有教养的野丫头们呢，还是盛气凌人、高不可攀的法国女郎们。当然，这群一个世纪以前被霍夫曼 [18] 称之为“具有东方血统烙印”的人，有时的确不够风度，有些可笑，但这是他们被迫习惯于苦难，不相信生命的意外恩赐的结果。完美时代的犹太孩子们是头两代接受世俗教育的犹太人，这是一系列决策的结果，其中的每一个决策都令犹太人越发远离传统的屋檐。伴随教育走进生活的，是数百个需要从零学起的新概念和行为举止、日常习惯，以及他们终于有权享受的文化事物。这颇有些类似于今天回顾后苏联时代的最初体验：20—25年过去，生活好歹步入了正轨，新的词汇库定型了，曾经的笨拙拟态变成了理所当然。

在20世纪90年代，不习惯、不适应的语言兴起于旅游胜地的海滩、华美的客厅、医学院女学生扎堆抽烟的聊天室。人们尝试着将全世界的说成是自己的，这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一种示威性行为，在试图宣告，他们自古以来就坐在这些椅子上，没有任何的车厢、电梯、饭店能令他们吃惊，他们有权注视文明的光滑玻璃。由此开启了著名的“对世界文化的思恋”，但这跟历史上那个昙花一现的文学流派——阿克梅派——没有任何瓜葛。曼德尔施塔姆对其念念不忘，将其视为拯救友情的救生圈，但他对于平等交谈的思恋其实更加久远，更加痛彻心扉。

在普鲁斯特的小说中，青年文学家布洛克如是谈论威尼斯之旅：“当然，为了跟美丽的女人喝酒，那里还是值得去的。”关于海滨酒店则说：“我受不了这种大篷车旅店假模假样的排场，茨冈人让我觉得恶心，你赶紧派人叫他们闭嘴。”1909年，十八岁的曼德尔施塔姆在写给维雅切斯拉夫·伊万诺夫的信中，同样竭力模仿成熟诗人的欧洲腔调：

我的品位非常奇特：我喜欢毕恭毕敬的奴仆，喜欢电梯悄无声息的行驶，喜欢酒店的大理石大堂，喜欢在幽暗的沙龙里仅为两三位专业听众演奏莫扎特的英国女人。我喜欢欧洲资本主义的舒适，不仅在生理上，而且在情感上亦对其十分依赖。这些，也许都该归咎于我孱弱的健康状况吧？但我从来没有问过自己，这究竟是好还是不好。

后来，纳博科夫在Speak, memory 一书的头几章中写道：

永久的（且永远失落的）瑞士宾馆，英国的橡胶脸盆，锃亮的普尔曼式车厢；但语调中有些难以捉摸的东西，让人感觉到在讲述者及其资本主义享乐之间存在着某种间隙和穿堂风。曼德尔施塔姆一家急剧贫化，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出国，前往欧洲。这次旅行令他念念不忘，直到其记忆被20世纪30年代的伟大诗歌所填满。

革命后的那一年，圣彼得堡作家之家举办了一次当代诗歌之夜。那里陈列着一尊诗人纳德松 [19] 的半身像，他在19世纪末取得了非凡的名声，却不幸英年早逝，二十年后被人彻底遗忘。一位老女士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瓦特松，诗人生前的朋友，对阿赫玛托娃说：“我想把他从这儿带走，不然他们会羞辱他的。”

我也害怕自己会羞辱到这些人。我自己越是体会到这种羞辱，越是感受到与他们中的每个人在血缘上的亲近，就越是怕得厉害，无论他们将自己的犹太属性视为某种耻辱的缺陷而刻意隐藏，还是将其当成帽徽，故意戴给所有人看。很快，就连这个选择本身也要变成伪命题了。不管犹太人如何对待自我——自己的血脉、不死的灵魂和易腐的肉身，都无法改变其与外部世界的合